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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研究
作者:龚 毅 夫  发布时间:2005-04-07 11:01:50 打印 字号: | |
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研究 龚毅夫 摘 要:未成年人是一个数量庞大、地位特殊、情况复杂的弱势群体。在中国,虽然我们在立法上承认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具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成年人同样具有财产所有权,但长期以来,未成年人的生存与发展一般都依赖成年人的力量和财产来加以保障。现实中,未成年人尤其是离异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的生存、教育、发展常常遇到障碍。由于来自家庭内部或外界的原因,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经常受到侵犯。财产所有权是民法中诸权利的根本。本文以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保护为主线分析了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正当性,强调了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从未成年人主体本身来对其财产予以保护。基于未成年人生理的特殊条件,其财产一般由监护人管理,本文对监护人的管理权限、责任以及对监护人的监督均作了阐述。针对离异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抚养费是其主要生活来源,抚养费的拖欠导致未成年人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况日趋上升,文章提出创立未成年人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对抚养费的支付、使用、管理、监督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关键词:离异家庭 未成年人财产权利 抚养费一次性支付 引 言 中国现有13亿人口,其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有4亿,这是一个数量极大、地位特殊、情况复杂的群体。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处于人生发展进程中的幼弱时期。历史与现实证明,这是一个个人权益极易受到侵害的时期,是一个需要法律特殊保护的群体。需要承认的是,在现代亲权以及监护制度下,一般的未成年人能够由其监护人维持正常的生活条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夫妻离异每年都呈上升趋势,而据统计,离婚年龄段中30岁至40岁者占离婚者总数的85%,此年龄段离婚,其子女一般都为未成年人,这些未成年人往往因家庭离异而面临生活、教育等许多困惑。司法实践中,离异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起诉其父母追索抚养费的案件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可见,离异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试图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揭示财产权利对于未成年人,尤其是对于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其成长与发育的必要的生活条件,是许多学者共同关心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上,笔者无意贬低亲权制度以及监护制度的重要意义。然而,笔者所更为关心的问题是,如果这些制度发生偏差,未成年子女从亲权人和监护人处获取必要的生存条件遭遇困难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能够得到更为实际的保护。 本文选取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进行研究,旨在揭示保护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重要意义,对其财产权利的保护方式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第一章 问题的缘起 第一节 父母离异与家庭解体 一、家庭解体之现状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经济、文化大变革中,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冲击,婚姻关系发生嬗变,离异家庭增多并呈上升趋势。1993年全长沙市受理离婚案件815件,而2003年全市共受理离婚案件3807件。对这些离婚案件进行统计,当事人年龄在30岁至40 岁之间的占85%。从民政局登记离婚统计的数字来看,这个年龄段的当事人亦占整个离婚者的84%多。而这个年龄段的子女一般都是未成年人,因此,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的数量是惊人的。这就给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提出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如何关心、引导、教育好这些离异家庭的孩子。忽视这项任务将会造成他们身心发展的诸多障碍,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据对上海3987名工读学校学生家庭的分类统计表明,其中破损家庭子女占总数的36.6%。《中国青年报》2000年2月14日报道,记者对吉林省松原市看守所少年犯罪原因统计,其中有20%是父母残缺导致。 二、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保护之现状 家庭社会学研究表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需要一个具有保障机制的家庭内部支持系统。它产生于家庭内部结构,家庭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产生一种自我调控能力,支持和维护着家庭的生存,使其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冲突,从而保持家庭诸功能的正常发挥。家庭内部支持系统发挥作用,主要取决于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家庭结构中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其状况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稳定及其功能的发挥。未成年子女生活在具有正常功能的家庭,受到双亲的关爱和教育,就能产生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保障其健康成长。相反,如果父母离异,家庭的保障机制遭到破坏,孩子的身心健康就会受到多方面的伤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0年《婚姻法》废除了漠视未成年人利益的旧的家庭制度,确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1980年《婚姻法》亦重申该原则。但在建国后到1980年《婚姻法》制定时的30年间,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方式简单,家庭财产数量少,来源单一等原因,在事实上很难形成独立于家庭共同财产之外的未成年人所有财产,要求法律保护的需求并不强烈,因此在法律上未确立缜密周全的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制度,对该财产范围未予界定,亦未对父母权限作出规定与限制。 改革开放20年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未成年人通过继承、赠与等方式取得了价值较大、数量较多的财产,尤其是一些有才能的小影星、小球星等未成年人通过其表演、创作、比赛获得不菲收入等情形的大量出现,使对未成年人财产的管理问题在司法实务上日益突出。实践中,夫妻离异时分割掉属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基于未成年子女财产利益争夺子女的抚养权,非为子女利益处分其财产等案件时有发生,严重侵犯了未成年人合法财产权益;另外,未成年人参与经济生活日益普遍,产生诸多法律关系,如未成年人的侵权、债务不履行时的财产责任等等,均涉及法律上对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及父母于子女财产上权利的规定等制度。但是,在2001年通过的修改后的《婚姻法》中却没有顺应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没有规定亲子关系中的未成年人财产制度,造成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制度规定极为有限且粗疏,不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在提交家庭财产表中例出过未成年子女的个人财产,法官甚至根本就没有查明属于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意识。 第二节 立法的缺失 一、对离异家庭未成年人财产范围和内容未作界定 我国《婚姻法》第2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都原则性地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法通则》第 133条亦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予以适当赔偿。”一方面,这些法律承认了未成年人可以具有财产,认可了其财产权利;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些规定没有对未成年人财产范围予以界定,没有明确其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以及未成年人承担民事责任时的财产内容。这样,现行的法规就有“无的放矢”之嫌。在正常家庭中,父母与孩子共同生活,家庭费用的计算原本就难以清晰,这种立法方式不一定会引发矛盾。但是,在离异家庭中,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范围不做界定则往往会引发矛盾。在夫妻双方提起离婚诉讼的过程中,未成年子女的个人财产难以引起法庭的注意,导致了司法上将未成年人财产与家庭共同财产混淆或忽略不计,从而往往致使在财产分割之时将原本属于未成年人的财产与家庭财产共同分割,而忽视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有效保护。 二、对父母代管未成年人财产的权限未作具体规定 父母的财产管理权限在本质上是法定代理权,法定代理权限内容、行使管理权时的注意义务、清算义务、行使用益权时的效果及收益归属等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立法的缺失造成父母为未成年人利益处分其财产时的效力状况、保护未成年人财产利益如何与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利益协调等问题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使父母的管理未成年人财产的权利仅有法定代理权之名,而无法定代理权之实。[1]相对于正常家庭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代管,离异家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代管则要更为复杂。正常家庭中夫妻双方共同生活,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进行代管时容易协商,从而一般不会导致矛盾;但是,家庭离异,夫妻双方易地而居,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用益方便而无障碍,而没有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用益权的行使,则不无疑义。且基于生活状态的差异,共同生活的一方相对于未能共同生活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用益权具有绝对的优势,未能共同生活的一方对共同生活的一方的用益权是否能够进行监督?倘若共同生活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财产因未能合理使用而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是否能够以此提起诉讼?这些法律问题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皆未能有所体现。 三、对离异家庭父母行使监护权缺乏监督规定,使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裸露于父母任意之下 我国现行法律将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混为一谈。我国《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节对监护制度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其规定范围仅限于监护人的范围、监护人的职责等重要的事项,而对于如何对监护权进行监督则没有规定。我国虽然采用的是“监护”的概念而非“亲权”的概念,但立法似乎对监护人过于信任,虽然规定了监护人的责任,但是对于如何对监护人进行监督则没有涉及。事实上,在我国社会,长期以来父权以及家庭权威的影响使得在一般观念上子女完全处于父母的羽翼之下,父母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威。法律所关注的往往是未成年人是否有监护人的存在,一旦为未成年人确定了监护人,法律就不再关心其监护的质量如何。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法律所关注的也仅仅在于来自外界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侵犯,强调父母对这种外来侵犯的保护的权利,但是对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代管方式,是否也可能对未成年人之财产权利造成侵害,似乎不在法律关注之列。直接的后果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监护缺乏法律的规范,往往带有任意的性质。父母对于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代管和用益,缺乏社会和法律的监督。一旦发生父母代管失职或不当的情况,也没有社会和国家的力量进行干涉。子女的财产权利对父母而言,只有使用的权利,没有尊重的必要。保障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不仅要防备来自外来力量的侵犯,同时也必须关注来自家庭内部的危险,即未成年人的父母对其财产的侵犯。 第三节 无奈的司法:来自现实的障碍 案例一:廖甲与张某于1984结婚,同年生一子廖乙。1992年,因感情不和,廖甲起诉张某离婚,廖乙被法院判与母亲张某共同生活,廖甲每月负担廖乙生活费八百元,双方均无异议。此后,张某于1997年与王某再婚,重组家庭。1998年,廖甲因车祸死亡,留下遗产房屋、存款等,廖乙以亲子的身份继承一部分,折合现金共计五万四千八百元,由其母代为保管。1999年,因为生意亏损,继父王某瞒着张某与廖乙,私自将这五万余元从银行取出,用于偿还债务。不久,钱款被动用之事被张某发现,但基于夫妻感情,张某没有声张,廖乙一直不知情。2001年,张某与王某的生活每况愈下,竟至无力负担廖乙的高中学费。廖乙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偿还被其私自动用的存款。法院判决支持廖乙的诉讼请求,但是此时王某已经无力偿还,法院亦无能为力。 案例二:周甲与李某于1992年结婚,婚后生一子周乙。1997年,因为周某沉迷赌博,李某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法院判决周甲与李某离婚,子周乙跟随母李某共同生活,周甲每月向李某支付生活费用一千元。离婚之后,周甲依照判决每月按时足额支付抚养费用。2003年,周甲因为长期赌博,生活陷入困境,无力向李某支付抚养费。李某所在的工厂因为效益不好,每月只能从工厂领取生活补助三百多元,已经无力负担周乙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无奈之下,遂代理周乙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周甲所欠的抚养费。然而在法院强制执行之后,发现周甲的个人财产已经所剩无几,已经无法偿还所欠的抚养费用。 案例三:唐某与黄某于1993年经人介绍认识,1995年五月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唐某与前夫生有一女(15岁),黄某与前妻(已故)生有一男孩黄兵(16岁),婚后四人一起生活。黄某因强奸唐某之女被判刑,唐某提出与其离婚。法院认为,因黄某强奸唐某之女,已极大损害了双方感情,应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准许离婚。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后,各自与原配偶所生子女应归各自抚养。夫妻感情破裂是黄某的行为所致,依法可以少分或不分财产,且唐某有权请求赔偿,故全部财产均由唐某所有。 在第一个案例中,未成年子女廖乙原本拥有足以维持其生活条件的财产,但是由于继父的非法侵犯,致使其生活陷入困境;在第二个案例中,由于周甲无力负担未成年子女周乙的生活费用,导致周乙的生活发生困难。在第三个案例中,黄兵除了要重新确定监护人外,他的生活来源何在?法院是否要查明或考虑他的财产?几个案例同时涉及到夫妻离异时的未成年子女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一般情况下,在夫妻离异的同时,未成年子女的生活问题已经得到了夫妻双方以及法院的考虑。随着夫妻关系的解除,保护未成年子女的生存与发展的新的机制将同时建立。这种保障机制是:一方面,由获得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一方承担抚养的职责,另一方面,由未能获得抚养权的一方在经济上予以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进行保障,即支付抚养费用。这样,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对于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两条平行的保障机制同时围绕其生活而建立起来了。即使两条保障机制的一条发生障碍,另外一条也能够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问题作出保障。我们应当承认,在一般情况下,这两条保障机制能够充分的发挥功用,使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自始自终处于完满的保护之下。然而,我们看到,基于不同的原因,这几个案例中的未成年子女都遭遇了生活的困境。第一个案例是因为廖乙的继父王某私自动用了其继承的遗产,第二个案例是因为周甲无力负担周乙的生活费用。而第三个案例则要期待社会的关注,其生存还在等待。几个案例都是个案,不可否认其原因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偶然性。然而,在偶然之下,却涌动着危险的必然性——将未成年子女的生存条件的保障完全寄托于负有抚养职责的成年父母,一旦抚养职责的履行发生偏差,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将不可避免的推向困难的境地。 在成人的社会中,相比之下,青少年儿童的社会权益或多或少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在一般的观念中,未成年人是一个心智发育尚不成熟的特殊阶层,需要成年人引导和教育,对未成年人的教导,完全取决于成年人的引导方式和教育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形成的“家长”的观念实际上是未成年人的社会地位处于成年人的隶属状态。这一方面强调了家长对未成年子女教育和保护的社会职责,在社会道德上要求家长对未成年子女更多的呵护,但在另一方面,家长对未成年人具有绝对的权威,未成年人相对家长的隶属性质使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完全建构于成年人的责任之上,成年人的职责是未成年人成长与发育的基础所在。 以成人的力量和财产来对未成年人的生存条件进行保障,长期以来是未成年人生存与发育的唯一制度基础。这便如同一栋大厦,建筑主体牢固建立在地基稳固的基础上,无论大厦多么宏伟,倘若基础不稳,一切将无从谈起。负有抚养未成年人职责的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就是未成年人这一栋大厦的基础所在。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与发展,社会必须强调成年人充分而圆满的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因为,未成年人的成长与未来的根本,系于成年人对其的照顾与引导。换句话说,未成年人的生存与发展,完全取决于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履行程度。然而,既然存在职责,就必然出现渎职,我们的问题在于,倘若出现这种职责不能被很好的履行的情况,未成年人的生存和发展必将遭遇困境。虽然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力量对成年人的职责履行进行规制,强制保障监护职责的正常履行,譬如通过起诉拖欠抚养费的一方,以司法的力量强制其缴纳抚养费,然而应当承认的是,社会情势变化多端,国家力量难以面面俱到,在许多情况下,未成年人的利益保障亦无法从这些起诉中寻求到圆满的答案。就算通过这种司法途径,现实中常常会出现两个问题,其一,让未成年人起诉其亲生父母,给这些幼小的心灵难免不留下阴影。其二,诉讼成本之昂贵、执行结果的不到位,往往给他们雪上加霜。比如,在前面所举的两个案例中,生活陷入危机的未成年子女同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然而,法院的胜诉判决却无法给他们带来现实的利益。廖乙的存款依然无法追回,周乙的抚养费用依然无法得到,国家力量在这两个案例中喟然止步。 将未成年人的生存与发展完全寄托于监护人和亲权人抚养职责的有效履行,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会对未成年人的生活带来危险。而且,依据现行立法,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面临许多无奈。笔者的思路是,在警惕监护人和亲权人不能很好的履行监护职责的同时,我们应当通过加强未成年人自身的主体性要素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即加强未成年人的财产权保护,以未成年人自身的主体性要素来对抗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可能遭遇的生存危机。这首先需要法律承认未成年人的私有财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未成年人在财产权利上对成年人的隶属和附庸地位,赋予其独立的财产权利主体地位。在此之后,立法应当设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机制对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进行特别的保护,防止来自家庭内部以及家庭外部的外力侵犯,以此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教育、和发展。 第二章 保护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 财产权利的正当性 第一节 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渊源 一、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历史沿革 成年人是否具有财产权利,在民法看来不容置疑。但于未成年人,心智能力尚未成熟,处于成年人羽翼之下,受成年人管教与抚养,是否具有财产权利,则是一个不无疑问的问题。人在未成年时,思维与智力皆未成熟,因此,在事实行动或法律行为上,须由父母加以保护。近代以前,父亲之支配权力重于保护义务,因此,当时的亲权法系以家或父亲之利益为中心,而以父之利益为中心之亲权法中,最露骨而明确的显现其“以父之利益”为中心的性格者,不外乎亲权财产法。[2] 在家长权或父权极为强大的时代,家族内一切财产均属家长或父亲所有,这是古今中外所共通之现象。古罗马法律中,原则上一切财产归家长所有,子女只能取得一定范围内的“特有财产”。所谓“特有财产”,是对于原本没有财产能力的人,为了保护其利益,例外的给予的特别财产。[3]在古罗马早期的自然经济社会,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家庭的所有财产皆归于家长,一切家庭事务也由家长作主,家属没有私产,其所得的一切财物均归家长所有。家属如果为法律行为, 按照古代罗马法的原则,只能使家长增加利益,不能使家长负担义务或蒙受损失,不得以家长的名义为承担义务的行为,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做市民法上的债务人。家属在财产方面既无权利能力,又无行为能力。[4]到帝政时代,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首先例外的承认家子作为军人所获得的财产为其特有财产,称为“军营特有产”。在君士坦丁和随后的几位皇帝统治的时代,这一原则扩展适用于在其他各种公务部门服役中获取的财物,被称为“准军营特有产”。在同一时期,儿子也被允许对其他财产享有一定程度的利益,这首先是指他从其母亲或者母系亲属那里取得的财产,最终也包括一切不是来源于其父亲的财物。但是,这不是特有产,儿子在父亲临终前无权享用这些财物,只有在父亲死后方变成真正的权利人。[5]财产上家父是全部家庭财富的唯一所有权代表,这其中包含的家父权的残忍专制,易被滥用的弊端不应干扰我们对当时亲属权及家庭存在的价值的正确理解:个体的独立自由自然是现代人生活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然而在最高政治组织尚软弱无力之时,个人不能轻易离开强有力的家庭群体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脱离父权并不产生后来的那种好处”。[6]这等于一个公民丧失了国籍沦为无国籍、不受特定国家照管的人,于是自由失去依托。也即家庭团体本位、亲权的“权力”本质以及家子完全的身份依附,是公共利益使然。 大陆法亲权缘于罗马家父权,而家父权缘于罗马家庭建构的需要。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导人们组成家庭?也许这不能归因于现代社会主张的亲子、夫妻等亲人间的感情纽带,虽然这在古代同样是重要并显而易见的。研究认为,人类的祖先为了种群的生存、发展,几乎是不可选择地相信他们是因为血缘上的共同祖先而走到一起,“生存”这一众人的首要大事,就是这些血缘团体,也是人类最早的组织的最大“政治”。[7]然而,社会不断进化,法律亦随着社会的进化而改变。现代社会的亲权法,已经从旧时代的以父母利益为中心而进化到以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为中心,近世欧美各国的民法典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纷纷进行了顺应时代的承认。古罗马的“特有财产”制度在此情境下,已经逐渐丧失了其“特有”的性质,而渐渐演变成为普通财产。如德国民法典第1649条、法国民法典第382条、日本民法典第824条等关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规定,即以“财产”称之,而非特有财产。其下所隐含的意思,已经承认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能力。 二、我国立法的规定 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条赋予了监护人保护被监护人人身权益以及财产权益的职责,然而被监护人具有财产权利亦是此条文的题中之意。然而,我国民法所建立的监护制度,同时包括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以及对成年而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承认被监护人的财产权利。为此,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进一步明确的确立了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能力,承认其财产权利的独立主体地位。 三、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合理性分析 考察近世各国的立法例,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能力的承认,早已成为一股确定无疑的潮流。但让人担忧的是未成年人能否具有充分利用这些财产的能力。所谓财产,为社会所需之资源,相对于社会成员之欲望与要求,社会资源难得充足;在此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成年人分配社会资源尚有矛盾,何有余裕对未成年人进行分配?纵然承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这些由未成年人所掌控的社会资源能否由其运用充分,则多有疑问!因之未成年人就算能够以某种方式取得财产,在一般观念看来亦应归属其家长,而至于未成年人自身,则似乎不足以委以财产。这种观念值得批判:将社会资源通过某种方式分配给未成年人,不一定会影响这些社会资源社会利用的充分性。未成年人拥有财产,但是基于其心智能力的不成熟,一般而言会限制其参与社会财产关系的能力。按照未成年人的年龄以及心智成熟程度,法律相应的设定其参与社会财产关系的条件,在条件不足的场合,以父母的行为补充之。虽然未成年人自身的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但父母的行为补充能够使未成年人的财产交往具有合法性,使这些财产照样能够参与到社会交易中来。无论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关系如何,在外界看来,这些财产参与社会关系的条件是充分而且有效的。假设某未成年人欲将某一财产为交易,转让给他人,未成年人无法以自身行为完成此交易。问题看似困难,然而,基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介入,依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法律行为的代理,未成年人仍然能够完成交易,转让财产。在相对人看来,转让者虽为未成年人,只要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则无需介怀。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或有欠缺,但在其父母行为的补充下,这些社会资源的财产交往不受影响,从而仍然能够做到物尽其用。 第二节 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 财产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加强其主体性要素是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方式 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正义意味着一种体制,意味着对关系的调整和对行为的安排,以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正义是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或实现各种主张的手段。他说:“在政治和经济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8]在这一点上,罗尔斯则更进一步,在其著名的《正义论》中他甚至把正义视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他指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方式。”[9]他提出了正义的两大基本原则:第一,“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各项基本自由;第二,“差异原则”,则是指在确立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时,应当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应当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而且所有的社会地位和官职对一切人开放或提供平等的机会。由此可见,社会正义要求社会确立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给予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同样的待遇,同时还要求给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们以特殊的待遇。 在我国涉及未成年人的传统法学研究中,我国学者佟丽华认为存在的最大的缺陷在于过于强调犯罪而忽视权利保护。在中国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法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词就是“青少年犯罪”,最有影响力的能够代表传统法学研究成就的应该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犯罪学会会长康树华先生。1986年,他出版了《青少年法学》一书,标志着青少年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产生,1995年他与向泽选先生共同创作了《青少年法学新论》,这本书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这一领域最新、最权威的法学论著。但《青少年法学》也好,《青少年法学新论》也好,主要讲了两个学术问题:(1)论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类型等,即犯罪论;(2) 论如何采取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即综合治理论。[10]但笔者认为,这种以犯罪和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研究在方向上显然是错误的。通俗的比喻就是当一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成人社会就想象着他可能会“成长为一个贼”,然后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去防止他“成为贼”,而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却正是体现了原刑事法律“有罪推定”的荒谬原则。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有罪以前,这个人是清白的,这一文明的法律理念已经被中国新的刑事法律所确认。更何况一个孩子,我们怎么能够看着孩子就想象着、恐惧着他们可能去犯罪呢?我认为必须明确的是,我们法学研究人员和立法人员不应该整日想着如何防止孩子“成为贼”,而应该想着通过怎样的法律手段去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如何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我们必须落实到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上,而不应当专注于家长对其的主导性保护。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在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律保护的问题上,加强未成年人的主体性要素,从未成年人自身权益出发对其进行保护。而按照传统方式,未成年完全依属于其家长,衣食住行、生活百端,皆有作为家长的成年人为其安排,不必由未成年子女自己操心,因而,所谓加强未成年人自身的主体性要素,强调对其的保护,似乎完全没有必要。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未成年人作为一个虽然心智未尽成熟,然而同样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的群体,相对于成年人而言,于社会地位、生活能力皆处于弱势地位。将希望完全寄托于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百般呵护,认为凭借监护就能够保证未成年人生活与成长的基本条件,这无异于将未成年人的利益完全置放于成年人的责任感上。在这场赌注中,我们相信,一般的家长能够为未成年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与教育的环境。然而,我们仍然应当警惕的是,倘若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感有所缺位,将未成年子女的生存与未来完全交付于他们的家长,无异于与虎谋皮。 尤其是,在夫妻离异的案件中,有一些父母漠视子女合法权益,注重个人享乐,不愿对未成年子女尽监护责任,因而出现一些父母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形。甚至于,由于夫妻感情上的积怨,未成年人往往被双方利用为向对方在其他问题上施加压力和要挟的筹码,而并非出于对子女抚养的真实意思,如女方看到男方迫切要求抚养小孩,就坚决要求抚养,不管自已是否有能力;一方看到另一方有迫切要求或先于自己再婚的可能,为了给对方带来不利条件以报复和惩罚对方,就坚决不抚养小孩,尽管自己有更有利于抚养子女的条件和能力。这都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至于一方的抚养子女的经济能力,正如共同财产一样,由于我国财产登记、申报制度,个人存款实名制,财务、审计制度的不完善,因而双方都有可能在诉前和诉讼中隐匿财产而使法院无法查证。实际上,诉至法院的离婚案件,大部分都只有很少的共同财产可供分割,如果双方都没有固定收入,法院更无法去客观真实地确认抚养能力的大小。这些都为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今后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实践中,夫妻离异后对未成年子女尽心尽力进行抚养的虽众,但是各组家庭之后,漠视未成年子女的情感需求,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与教育视若无睹的父母亦大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为人父母者不能尽监护之职责,倘若能够一定程度上增强未成年子女的主体性要素,使其从自身的角度得到法律更多的关爱,必然能够对其的成长和教育创造更多的保障与条件。未成年人的法律权利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笔者看来,财产权利则为其中至关重要者。通过增强未成年子女的法律主体地位,强化对未成年子女自身财产权利的保护,从而使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不至于完全依赖于其父母,在家庭离异的场合更有机会保障自身利益。 二、财产权利是未成年人生存的基本条件 法国大律师兰盖特曾提出“法律的精神是所有权”的命题。[11]这一命题深刻的揭示了财产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可知财产对个人生存的决定性意义。民法的权利体系由财产权和人身权构造而成,无论人身权还是财产权的设定都是以人对物质的把握为依归。洛克发现,人所拥有的最私下的东西或说私人财产,就是“人本身”。法律确认人身权,其意义在于人对自身身体的把握,有了人身权,权利主体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人事,参加财产关系,进而取得和支配财产。美国大法官斯托里曾断言:“一个只有政府的基本准则似乎应当是,要求把人们的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维护财产权是社会契约的首要目标,没有财产权,人身权就没有实际内容。[12]因此,人身权以财产权为宗旨。可见,财产权是法律的核心。财产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就使得民法围绕着财产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从而给个体创造生活条件。这些制度安排不仅仅适用于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也同样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民法的主体制度确立了普遍的权利能力,这种普遍抽象的权利能力消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经验因素,他的个性被忽略,所有的人均被抽象为“人”这一抽象的存在。[13]民法物权制度使人类获得财产,打破了国家对物资资源的垄断,由此个体才能拥有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在民法所有的制度中,财产权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以说,没有财产权,民法诸般制度将失去意义。可见,正是人的生存对财产的需要,才演绎出一系列其他权利,这样民法才完成了对一个完整人格的塑造。 成年人对财产权利的需求源自于其对利益的追求,于成年人相比较,未成年人对财产权利的需求则不是那么强烈。从根本上来说,未成年人尚未步入社会,家庭几乎就是未成年人生活的全部。从情感关爱到物质条件,为人父母者都有为其详尽安排的义务,置于未成年人自身,完全可以从父母处取得这些物质资料,不劳自己费神费心。就算未成年人从一定渠道取得了一定的合法财产,由于未成年人生活简单、欲望单纯,一般也不会产生强烈的对这些财产进行保护和利用的愿望。因而,对于一般未成年子女而言,他们虽然需要一定的财产基础方才有可能具有生活的条件,但是这些财产基础完全可以在父母和家庭的范围内予以解决。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的财产需求在家庭的范畴内已经几乎被消解掉了。 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那样一些场合,在这些场合中,未成年子女的物质生存条件在从家庭中获取的渠道遭遇阻碍。也就是说,由于家庭内部的原因,未成年子女无法从家庭中获取其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成年子女的生存与生活遇到了困难。这些场合在家庭解体的情况下出现的机率较之正常家庭往往要大得多,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异中更有可能遭受到物质生存条件上的困境。因而,如何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物质生存条件,对于那些已经遭受了父母离异阴影的未成年人来说,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三、强化未成年人财产权利保护有利于适当消解其父母离异所带来的危险 未成年人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精神上父母的关爱,也需要物质上的保障。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关怀与爱护,多为出自人伦,自然而然激发于父母对子女的爱心,此为天性使然,无需其它明证。然而人有百相,出自内心关爱子女者虽众,自私自利、置亲生子女于不顾的父母亦大有人在。行为可以强制,爱心强制不来,此等父母虽然在道德上必须受到谴责,但是是否属于法律力量所涉及的范围,则疑义甚多。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年子女无法通过法律的强制获得父母之关爱,对于其生活与成长,原本就造成了重大的创伤,倘若法律不能从其他方面为其寻找生长的条件,未成年子女的生长当更为残酷。父母离异,这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家庭残缺对这些未成年人的伤害几乎无法估量。在此种情况下,法律所能保障者,唯有从其物质生存条件入手,防止离异畸形家庭对其落井下石,忽视其生长与教育的物质条件。承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在此基础上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利,虽然不能弥补未成年人在父母离异中所遭受的精神阴影,但是起码其物资生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保障,使其在最低程度上拥有了生存与教育的物资条件。 现代的监护制度,不仅及于正常家庭处于双亲监护之下的未成年子女,亦及于夫妻离异而与双亲之一方共同生活的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对于前者,夫妻双方共同抚育子女,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生活上的保障要更为充分;而对于后者而言,父母离异,子女只能同一方生活,另一方承担抚养的费用。如果共同生活的一方能够负担子女之抚育,就算另一方违反法庭判决,拒付或拖欠抚养费用,对子女尚不足以造成生活困难的危险。但是,倘若共同生活的一方遭遇经济困境,而抚养的费用不能按时足额到位,未成年子女的生存与发展,就不免陷于危机。尤其是,众所周知我国教育费用高昂,一般正常家庭负担子女教育,尚且吃力,对于离异家庭,则更显困难。此外,夫妻离异,多后来各组家庭,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往往游离于两个家庭之外,父母对其的关爱,常有障碍,子女为家长所遗忘冷淡的危险,较之一般未成年人,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年人子女的生存与发展,常有无以为继的险境。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保护,对于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此尤为凸显。 四、加强对未成年人财产权利保护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应有之义 私有财产权,简言之,即私人对财产拥有全部权利。它是与公有财产相对应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将私有财产权与“人生的快乐”联系起来,强调私有财产权对人的重要意义:“某一事物被认为是你自己的事物,这在情感上就发生巨大的作用。人人都爱自己,而爱出自于天赋,而不是偶发的冲击。”[14]乌尔比安曾说过这样的话:“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15]并将此作为法的准则。这是较早的提出私权神圣的思想。所谓私权,即民事权利,使人立世所必须享有的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16]欲确定一个人为人类社会的成员,首先应保证它能够生存,得以进行维护生命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活动,而维护私有财产权对于社会成员的生存,则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和保护在我国的立宪问题上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之后,终于得以解决。我国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和保护,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建设日趋稳固的今天,无异于打了一针强心剂。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及于所有公民,而公民的范畴,既包括成年人,也包括未成年人。宪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命题,必然包含着宪法对未成年人私有财产权利的尊重。“尊重私的所有权”原则也就是“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私的所有权”换句话说就是“个人所有权”。[17]既然宪法的价值取向在于对公民财产权利的尊重,同时就意味着未成年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同样要受到宪法的尊重。 在民法上,自然人因出生而取得民事主体资格,从年龄上包括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只有具备了权利能力,才能作为主体参加民事活动,承担义务并享受权利;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是一种生存资格,没有权利能力就丧失了生存的人格,因此现代社会不允许剥夺任何人的权利能力,当然就包括未成年人;自然人权利能力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平等性,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人人都享有权利能力,《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法律平等地赋予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实际上是赋予所有人以同样获得权利,参与民事活动的机会。由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权利能力上平等,我们不难解决未成年人能否成为私有财产权利主体的问题。权利能力的平等性表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都平等地享有财产所有权,平等地享有占有、支配、使用这些私有财产的机会和可能性,虽然这种机会可能性要能成为结果和现实性,尚需一定实际行为,但任何人却不能剥夺未成年人享有这一资格。专注于成年人的语境与话语,漠视未成年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未成年人的权利能力,是一种极其错误的作法。 第三章 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 财产权利的保护规则 第一节 财产范围 确定未成年人财产范围是建立未成年人财产制度的基础,是承认未成年人独立人格的要求。承认未成年人拥有自己的财产,才能保护未成年人人格及财产利益,否则不足以维护和促进未成年人人格的独立及发展。未成年人财产至少包括以下各种: 一、通过法定义务人所尽抚养义务而获得的财产。一般情况下,未成年人的物质与生活资料是由其父母负责供给的,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物品,这既是社会道德的要求,又是国家法律的规定。在父母离异时,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来源往往较之正常家庭下的未成年子女更容易遭受生活困难,因而对其生活费用的保障就显得更为迫切。我国婚姻法第15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由此可见,父母给付的抚养费应当说是未成年人财产的一个基本来源渠道,由此也构成其最初的基本财产。以美国为例,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家庭结构在近30年中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和单亲家庭的数量均不断攀升。在这些家庭里,担任监护的父母一方往往是抚养费用支付者,而这些监护人多数为低收入的母亲,因此,数以百万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8]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尚且因为抚养费用的问题而导致数量庞大的未成年子女生活困难,在我国这一现象只能更为严重。明确法定义务人支付的抚养费用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倘若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不能按时足额到位,这些未成年人就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捍卫自己的权益。 二、通过接受赠予而取得的财产。这里所说的赠与主要是指权利人将财产无偿的赠给未成年人所有的行为。赠与行为成立后,便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即被赠与的财产所有权由赠与人转移为受赠予人享有。在现实生活中,此为多见。例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以及其他亲朋好友向未成年的孙子女或晚辈亲属等人赠与的各种礼品、金钱甚至房产或金银饰品均属此类。 三、通过创作活动对其智力成果享有的财产权。在我国,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虽然不能作为童工从事体力劳动,但却完全可以从事智力成果的创作活动。未成年人对其在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诗歌、绘画作品以及发明专利等智力成果,除享有人身权外,还可享有获得报酬的物质财产权利,对此著作权法及专利法并不因其是未成年人而予以否定。 四、通过自己特殊技能而获得的财产。有的未成年人由于具备某方面的特长或某种特殊技艺而被国家专门行业或部门录取从事某种特定职业,例如有些运动员或演员等。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的报酬,属于他们的个人财产。 五、国家政策明文规定给未成年人的财产。最近几年随着价格改革,国家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补贴由过去的“暗补”改为“明补”,其中之一就是明确了要补贴的对象,这样对号入座归属明确。例如天津市的未成年子女每月可定期享有7.5元的生活副食补贴。这一款项根据政策规定是应当归属未成年人本人享有的,而不是归其父母。 六、通过获奖而得的财产。最近几年,颁奖活动随处可见,无论是物质奖励或精神鼓励,其奖品应归属受到奖励的本人。例如某少年在科技发明活运动比赛中因获冠军而得的金牌或奖金就应当归其个人所有。 七、通过继承遗产而得的财产。继承是指公民依法承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法定继承人中,父母死亡后,其子女无论成年与否,均可作为第一顺序人参加继承。未成年人还可代位继承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遗产,通过继承所得的财产毫无疑问应当归属继承人本人。 八、因人身受到损害而享有追偿权获得的财产。当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体受到伤害后,它不仅在诉讼程序上可享有原告的诉讼地位,对于其因治疗伤害所花费的医疗费用,在实体上还可享有赔偿权,即要求致害人用一定的金钱给予赔偿。 九、通过其他合法方式获取的财产。 第二节 财产权利行使原则 一、以未成年子女利益为中心 对未成年人,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在民事立法上分别设立亲权、监护两种保护制度,在民法典“亲属编”中将亲权与监护各自独立成章,分别加以规定。只有在未成年人没有父母、父母均不能行使亲权或者被剥夺、丧失亲权的情况下,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设立监护人,即把监护制度作为亲权的一种补充。亲权制度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罗马法的家父权,二是日耳曼法的父权。[19]罗马法中的父权,基本上以父亲对子女的支配和控制为中心。而日耳曼法的父权则相对而言更多的表现为对子女的保护权,是以子女利益为出发点,规定父亲对子女的身份权。日耳曼法的父权与现代亲权制度十分接近,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近现代许多国家民事立法确立亲权制度,一般多继受日耳曼法的原理。[20] 现代亲权,已失去了以往父权的含义,内容和性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亲子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父母对子女抚育、监护、教育的职责。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设立亲权制度的目的是专门为保护未成年人子女利益的,是亲属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以父权为中心到以未成年子女利益为中心,是亲权制度在近代以来所经历的理念上的重大变革。整个亲权制度,论其根本,皆是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其中心。亲权已从父权演变为父母对子女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所拥有的种种权利,诸如姓名权、住所决定权、教育权、管束权、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保护权、子女的返还请求权、就业同意权、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权、民事行为代理权等,虽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控制的色彩,倘若以英文中的“power”与“right”观之,前者似乎更为适合亲权的特征,但是,种种此类由法律赋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只能以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为限,超过这一限度,即构成非法。换言之,父母虽然有权管教未成年子女,但此种管教非出自父母的任意,而以未成年子女自身的利益为其评判的准则,唯有符合这一准则的管教方才合法有效,否则即构成义务的违反,父母须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承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但是未成年人在财产权利的行使方式上,往往多有障碍。根本的原因在于未成年人识见不足,心智不成熟,如果法律赋予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财产权利形式上无异的权利,一方面,对于社会来说,不免增加相对人的交易风险,有损社会财产交易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另一方面,对于未成年人自身来说,则往往由于经验不足,判断力弱,而使自己陷入不利益的境地,凭空增加维护自身财产权利的难度。尤其在父母离异的场合,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行使相较一般未成年人将陷入更为复杂的境地。父母离异,父母易地而居,家长双方对未成年子女的共同抚养面临更多的困难。此时,对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保障,比对正常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保障,需要更为复杂而具体的规则。 因而,对于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行使,如果法律不在一般财产权利行使规则之外设立特殊的规则,就实际上无法真正保障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这种所谓相对一般财产权利行使规则较为特殊的财产规则,其特殊性在于,强调未成年人在辨识能力和行为能力上的弱势地位,为补足这种弱势地位,而对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予以更多的保护,以实现未成年人的利益。财产权利交易在民法上强调公平,而与一般的财产权利行使规则不同的是,有未成年人参与的财产关系,强调对未成年人的利益倾斜,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作为特殊原则而对有未成年人参与的财产关系的财产权利行使规则进行修正。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中心,实际上是未成年人财产权利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所在。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意义,一方面是现代民法理念“私有权神圣”在未成年人身上的延伸,另一方面,更是承载了保障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生存与成长的物质条件的要求。而后一点对于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更具现实意义。保护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其中内含着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物质生存条件的命题,因而,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构成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保护的核心价值所在。 二、维护财产流转的安全 交易安全是民法财产法上广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倘若说所有权保护是民法对财产法的静态追求,那么交易安全可以说是民法对财产法的动态追求。财产的意义在于利用,而财产的交易乃是对财产进行利用的重要方式。财产流转安全要求财产流转能够最大限度的达到财产交往关系双方的预期效果,免使财产流转后果面临修改与取消的局面。这对财产交往关系双方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其一在于流转关系客体上实体与权利的安全,即在此客体上不存在质量与权利的瑕疵;其二在于此财产的流转行为意思表示明确、充分、诚信。违反二者的任何一点都有可能使财产流转遭遇危险。 财产流转安全要求同时保护未成年人与财产流转关系相对人的利益。未成年人行使财产权利,最大的障碍在于其心智能力的不成熟。倘若将财产完全托付给未成年人,放任其决定与实施交易,基于其经验的欠缺与判断力的幼稚,不免使其在交易对手面前处于绝对的劣势,从而造成交易的不公。因而,法律对未成年人行使财产权利,从财产权利能力方面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对未成年人财产权利能力的限制,又因未成年人财产权利能力的大小而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从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成年人进行财产交往的权利能力不尽相同。与此相应,相对人必须认识到其交易对手是一个民事行为能力尚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人,交易对手的认识能力与判断力都有欠缺,这将大大增加与其进行交易的风险。相对人与未成年人为财产行为,必须对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能力范围有所认识,否则有可能面临交易被取消的后果。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对财产流转安全的要求,不能触犯未成年人的利益。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中心,这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核心价值,在未成年人参与财产关系的场合,如果强调财产的流转安全,有可能对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造成损害,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利益。如前所述,未成年人基于心智的限制,不能拥有完全的财产行为能力,其合法监护人的代理,是未成年人行使财产权利的必要补充条件。成年人介入未成年人的财产关系,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财产流转趋向合理与理性,避免因为幼稚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是,我们应当承认的是,成年人对未成年子女财产行为的代理,为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行使添加了另外一个危险,那就是,我们如何保证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代理人能够完全的按照未成年人的利益行事,使其财产代理行为处处符合未成年人的利益要求?倘若在成年代理人滥用这种代理权,从而给未成年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则应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尽管会给财产流转带来许多不安全的因素,但是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法院应当有权撤销这一财产代理行为。换言之,在以未成年人利益为中心以及财产流转安全这两个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行使原则之间,存在一个位阶关系,前者是未成年人财产权利行使的首要原则,不能稍加冒犯;倘如在这两个原则发生冲突的场合,前者的位阶在价值上高于后者。 第三节 权利行使方式 依各国的立法例,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行使方式,依其财产取得的无偿与有偿而存在差别。无偿取得的财产是所谓“特有财产”,有偿取得的财产是所谓“非特有财产”,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 一、无偿取得的财产权利的行使 在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中,未成年人因继承、赠与或其他无偿方式取得的财产,属于未成年人的“特有财产”。关于“赠与”,学者普遍认为,赠与物来源于父母以外第三人,才属于子女的特有财产。因为由父母无偿给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不是未成年子女的特有财产,以杜绝父母利用子女财产骗取他人信用的不法企图,期以保护第三人 ?包括父母的债权人和未成年人的债权人 ?交易安全的利益。[21]“其他无偿取得的财产”主要包括有未成年人接受遗赠的财产、因时效取得的财产、无主物先占、埋藏物发现取得的财产、因拾得遗失物而取得的报酬或该物的所有权、其人身遭受不法侵害时获得的损害赔偿等财产。另外,上述特有财产的替代物,如继承财产被第三人毁损而得到的损害赔偿金,以继承的金钱购买的房屋等等,仍是未成年人特有财产。通过无偿的方式取得的财产,依学者的解释,应当处于未成年人父母的管理、使用、收益之下。这是区别于未成年人有偿取得的财产的一个主要方面,即有偿取得的财产得由未成年人自行管理、收益,而无偿取得的未成年人的“特有财产”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加以管理与使用收益。“特有财产”概念是古代罗马父权绝对权威下的一个制度,具有强烈的父权色彩,我国没有使用这一概念。我国《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继承所得财产是未成年人的财产。 二、有偿取得的财产权利的行使 未成年人的非特有财产指在不在父母用益权范围内因劳动、营业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的财产,德国民法典第1651条和台湾民法理论上将未成年人凭其劳动取得的报酬和经父母允许从事独立营业所得利益认为是未成年人的非特有财产。未成年人因劳动、营业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财产,根据现代法治原则,无疑应当由子女所有,除父母家庭费用不足时,用未成年人非特有财产补充家庭生活费用外,由未成年人享有所有权,但对该财产的使用处分应受父母的监督,王泽鉴先生认为该财产应归未成年人所有,由其自行管理、使用、收益及处分。[22]否则,未成年人应对外承担责任时,其债权人不能请求对其所有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不能保护债权人的交易安全与财产权益。 对于未成年子女有偿取得的财产,1907年颁布的瑞士民法典第295条第1项规定:“子女因自己劳务所得,于其未成年且与其父母在家庭生活之期间内,归属于父母”。若依瑞士旧法精神的解释,应当归于父母。学者认为,这种规定使现代民法又回到了古罗马时代的性质——在古代罗马,子女与奴隶拥有无权利能力的相同地位。随着社会的进步,工商业的发达,未成年子女取得劳动收入的机会增加。保障子女的劳动所得,才能贯彻子女人格独立的原则。[23]因而,现代法上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归属开始有了一个重新的审定。瑞士民法典于1976年修正亲子法时,将旧法第295条修正为:“子女因自己的劳务所得,及其因从事职业或营业的目的,自父母取得的财产,由子女自行管理及收益之”。由条文可知,瑞士民法典的修改,不仅承认子女对自己劳动所得,拥有所有权,而且在此之外,拥有管理、收益权。现代学者多承认瑞士民法典的立法精神,主张未成年子女对自己有偿取得的财产,具有所有、管理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用了瑞士民法典的精神,承认未成年子女对其有偿取得的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我国学者亦多承认这种主张,如,史尚宽认为,这些未成年人有偿取得的财产,“除父母家用不敷,应以充家庭生活费用外,应解释为子女所私有”。[24] 第四节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 一、父母对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管理的性质 如前文所述,随着时代的变化,亲权已经由父母对子女的权利,转换为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就算勉强称之为权利,也只能是在对外关系的场合,即父母又不让第三人干涉其保护、教养子女的权利。而属于亲权内容之一的子女财产管理权,亦应作同样的解释。父母管理未成年子女的特有财产,在对内关系上,与其称为管理权,不如称为管理义务。我国台湾学者林秀雄认为:“因恐未成年子女思路未周,滥于花用,为保护子女之利益,乃由父母代为管理,以保存、利用或改良子女之财产。保存、利用、改良等管理行为,皆为子女利益而为之,对父母而言,毫无直接利益可言,因此,称为权利并不妥当。”[25]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义务,是法律的强行规定,乃法律强制父母履行的义务。 二、离异家庭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权限 在父母离异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共同生活的基础已经破裂,对未成年子女的共同抚养也遭遇严重的挑战。未成年子女只能跟随父母双方之一方,与之共同生活。在这样的特殊情境下,显然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管理不能依循一般的方式,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进行共同管理。那么,在父母双方已经离异的情况下,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管理究竟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笔者认为,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天然具有管理未成年子女财产的优势,理应更多的承担对未成年子女财产进行管理的义务。因而,在一般情况下,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管理应当由与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进行。这无论对于父母,还是对于未成年人,都具有现实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能共同生活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完全不承担管理的义务,虽然这种管理的职责范围颇为有限。笔者认为,未能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具有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分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对未成年子女财产使用的权利,重大事项同意权,监督权和提出异议的权利,以及保护未成年子女财产免受外来侵犯的权利。 当未成年子女对外进行财产行为尤其是营业行为时,未成年子女应当获得其父母的同意,当未成年子女对外进行财产交往,财产交往的相对人难以获知其家庭的真实状况,同时也没有义务去获知其家庭的真实情况。为保护相对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在未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的一方行使同意权时,此财产交易行为依然有效。但在造成未成年子女损失的场合,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有权要求对方进行赔偿。 三、父母对未成年人财产管理的注意义务 前面已经论述,父母管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其管理权更多的具有义务的性质。既然是义务,就应当附有某种程度上的注意义务。问题在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究竟应当负何种程度上的注意义务?一般学者认为,父母对子女财产的管理,应当负与自己事务同一的注意义务。[26]世界各国的民法典对父母管理子女财产的注意义务,一般也以此注意程度为限,如德国民法典第1664条、日本民法典第827条。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对于监护人的注意义务有明文规定,第1100条规定,监护人管理受监护人的财产,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之注意。但是关于父母管理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注意程度,则未能在法条上体现出来。但是,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比较监护人与受监护人而言更为亲密,不应使父母负比监护人较高的注意义务,因此一般认为父母的注意义务与监护人的注意义务应当同等,即与自己事务同一的注意义务即可。我国的立法应当接受世界普遍的做法,即将父母对子女财产的管理义务限定于与自己事务同一注意义务。 四、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管理的形式 亲权在未成年子女财产上的权利与义务主要指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在财产行为方面,既可以直接代子女为法律行为,亦可以使子女自为法律行为而予以同意或承认。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带有身份法色彩的财产行为方面的代理权和同意权。如继承的抛弃、遗产的分割、家族共有财产的分割等等。[27] 第二,对子女特有财产的管理权。对于子女的特有财产,从保障子女利益出发,父母对其有管理权,包括使用、收益的权利,以及为了使子女财产增值的处分行为。如果不是为了子女的利益,就不得对财产进行处分。 第三,作为未成年子女法定代理人的父母,根据需要可以允许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子女处分一定财产,或者同意、承认其依法就业或独立从事一定经营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能够经父母的同意而处分财产的未成年人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年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而十周岁以下完全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利能力。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旦同意或承认未成年人的财产行为之后,就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被允许的未成年子女对允许处分的一定财产有处分的能力, 其处分后果受法律保护,产生法律效力。其二,对被允许就业或独立从事经营活动的财产,未成年子女有管理和处分的权利。对此,父母若进行干预,就必须征得未成年子女的同意。 五、对父母管理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限制 (一) 若有第三人赠与财产给未成年子女,且明确表示不让父母管理时,为尊重赠与人的意思,得排除父母对未成年人赠与财产的管理。罗马法自尤士丁尼时代即承认此种财产的存在,称之为不规则之外来特有财产。[28]今日的国外立法多有此例外的规定,如日本民法第830条第1项规定:“以无偿给与财产于子女之第三人,表示不由行使亲权之父或母管理之意思表示时,该财产不属于父或母管理的范围”。德国民法典第1638条第1项规定:“子女有与死因行为所取得,或由于生前行为无偿所得之财产,若被继承人以终意处分;或给与人于给与时,申明父母不应管理该项财产时,父母对子女财产权利之权利义务,不及于此项财产。”瑞士旧民法294条第2项规定:“父母对前项财产有管理权,但给与时有明示排除其管理之意思者,不在此限。”法国民法典第389条之三第3项规定:“亦有第三人管理为条件而赠与或遗赠给未成年人之财产,不在法定管理之范围。”几个国家的规定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在允许第三人排除父母管理这一点上,无不相同。本来,父母管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是国家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所规定之强行法规,任何人不能免除父母之管理义务。但是,在第三人欲赠送财产予未成年子女的场合,有恐怕父母浪费成性,或基于其他理由,而不愿父母管理,如果坚持强行法规的性质,将使第三人断送赠与的念头,徒然使未成年人丧失获得财产的机会。因此,为尊重赠与人的意思,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乃特别规定第三人得排除父母之管理义务。 (二)关于设立特别监护人的问题。设立特别监护人的目的是防止亲权行使人滥用亲权,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对保护子女合法权益,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国亲权法也应考虑到如果父母的财产利益与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相反;或父母代行子女赠与他人财产;或有数个未成年子女,其间利益有矛盾,而父母要保护其中一个子女的利益;或者当第三人赠与未成年子女财产时指明不得由其父母管理的种种情况,如何处理得当。应当参考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部分专门项目上建立特别监护人制度,代理未成年子女管理该项财产,或者经监护监督机构,或者经法院许可,亲权人才得为其法律行为,从而切实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婚姻家庭法的修改,家庭继承案件以及相关案件将会越来越多,笔者认为应当在各级法院成立专门家事庭,或建立专门家庭法院来处理各种婚姻、家庭、继承案件以及与之相关事宜。这种专门的法院或法庭,能够成为未成年子女的特别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人进行监护,防止其滥用亲权,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第五节 抚养费的特别管理规则 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于其从父母处所取得的抚养费用。与一般的财产权利相比较,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所获得的抚养费用不仅具有一般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保障未成年人物质生存条件的功能,因而应当用不同一般财产权利行使规则的特殊行使规则来对其进行规范。抚养费用的特殊管理规则,其目的在于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施加相对一般财产权利更为严格的保护规则。 一、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用的管理 如前所述,未成年人不在父母用益权范围内因劳动、营业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的财产乃是未成年人的非特有财产,未成年人得自行对其所有以及收益。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所获得的抚养费用显然不属于此类,而应当是未成年子女无偿取得的财产,应当置于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的管理之下。对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用的管理,不能由父母双方同时担任。因为离婚使夫妻双方难以对子女进行共同抚养,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相对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免尽较少的抚养义务,因而,应当向未成年子女支付抚养费用。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应当交由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的一方管理。但是,这些抚养费用关系到未成年人的生存与成长,因而对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抚养费用的管理应当加以严格的规范,免使其不顾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将抚养费用移作他用,从而影响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对未成年人抚养费用的管理,首先应当专款专用,只能用于未成年人的生活以及教育,彻底贯彻未成年人利益原则。应当注意的是,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的管理,必须与其自身的财产明确分割开,而不能使抚养费用混同于父母自身的财产,以免危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因而,对抚养费用的管理,必须清晰明确,最好能够做到有专门的帐号,以及尽可能的保留对抚养费使用的记录与凭证,以随时便于未能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查帐与监督。未能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虽然对抚养费用不具有管理权,但是,法律应当赋予其对抚养费用的监督权,监督对方对抚养费用的管理。未能共同生活的一方支付抚养费用,同时应当有权要求对方对抚养费的使用作出说明,以明确抚养费用使用的来龙去脉,保证抚养费用的行使合法,如果发现对方有滥用抚养费用的行为存在,得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对方的责任。 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财产具有管理的权利与义务,此管理包括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对未成年人的财产进行使用以及为了使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增值的处分行为。[29]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以增值的目的而投入使用与处分,虽然以未成年子女自身利益为动机,但不可否认仍然具有一定风险。这种风险对未成年子女的一般财产而言,尚可承受,但不能包括未成年人的抚养费用。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的抚养费用只能按照未成年人的利益以一般的生活费用支出的方式行使,而不能将其以增值的目的而投入使用与处分,以免未成年人的利益在此遭受损害。 父母对未成年人的一般财产,享有当然的收益权,但此收益权不及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如果产生收益的,收益仍然归于未成年子女,属于抚养费用的范畴,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只有管理的义务,而无收益的权利。这是因为抚养费具有保障未成年子女物质生存条件的特殊性质,具有特定性。如果赋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用的收益权,可能促使父母在利益的驱动下,将抚养费用投入用益之中,使未成年人的一般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 二、未成年人对外承担赔偿的费用中应排除抚养费在外 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许多人依此为根据,断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责任能力。事实上,完整理解该条内容不难看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有自己的财产时,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所致损害承担的责任是一种补充责任。这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具有民事责任能力。[30] 我国至今没有关于亲权法方面的规定,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非常模糊。在许多人看来,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就是“合二为一”,被监护人的一切,由其监护人“全包”,这实际上对被监护人尤其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我国长期受传统的“子不教,父之过”的道德约束,“使法定代理人之责任过份趋于道德化,致有违法律之规范目的。在过份从严认定原则下,法定代理人为期免责,势必加强其对未成年人之监督,对未成年人之教育及身心发展,亦有妨害,实值注意。”[31]应该“使限制行为能力人能扩大其合理的自由生活之范围,以谋个性之自由发展。”[32]《民法通则》第 133条允许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自己的财产支付赔偿费用,监护人仅负补充责任,符合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支配性质”而非“专制性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民事责任能力主体,有利于他们的责任能力的提高,更益于他们作为民事主体“个性和自由”之发展。 但是,未成年人承担民事责任,以自己的财产支付赔偿费用,应当将抚养费用排除于外。未成年人对他人造成损害,虽然其年纪幼小,如果有财产,以自己的财产进行赔偿,亦是理所当然。但是,如前文一再强调的,未成年人的抚养费具有维持未成年人物质生存条件的特殊功能,对未成年人至关重要。如果对民事责任的赔偿将抚养费囊括其中,虽然能够对受害人提供更充足的赔偿,但不免对未成年人自身的生存造成威胁。在成年人对他人造成损害赔偿的场合,倘若受害人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财产,法院尚应当为其留下必要的生存资料,免使其遭受生存危机,更何况于理应受到法律更多保护的未成年人?抚养费的重要意义使其被严格限定在维持未成年人生活的功能上,法律应当基于抚养费的特殊地位而对其进行严格的保护,这种保护包括即便未成年人对他人造成损害,在财产的赔偿上也只以未成年人拥有的一般财产为限,严格排除未成年人的抚养费用的赔偿功能。 第四章 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 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 第一节 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的界定 虽然我们呼吁对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进行强有力的保障,然而众所周知,由于年龄幼小,劳动能力欠缺,未成年人的财产依然狭窄有限。毕竟我们不能奢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为童星或是小发明家,积累自己的财产,开创自己的事业,也不能奢望每一个孩子都有人赠与重金。在我们的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未成年人只能处于父母的羽翼下,依赖父母的力量维持自己的生存。在未成年人狭窄的财产获取渠道中,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抚养费都是处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父母离异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是一种特殊而又畸形的生活环境,这些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对于抚养费用显而易见极为依赖。对于大量的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而言,抚养费是其生活的支柱之大者,一旦抽去这根支柱,他们的生活就会难以稳固,甚至无以为继。所以,保障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按时按量支付,是保障这些未成年人生存条件的首要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世界范围内,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拖欠问题都是婚姻司法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症结问题。早在1975年,美国国会就通过《社会保障法》的修正案,要求各州制定自己的子女抚养费执行计划--这就是众所周知的“IV-D”计划。为实施这一计划,联邦政府还制定并实施了帮助确定父母所在地法案。然而,美国国情调查局1991年调查显示,1991年在1150万有资格享有子女抚养费的监护人中,46%的人在法院判决中没有获得这一权利,其他11%的人虽然经判决获得了这一权利,但事实上没有得到抚养费。故总共有650万的家庭应当得到但没有得到抚养费,也就是说,在有资格获得抚养费者中只有24%的人即获得权利又实际收到费用。一份发表在《都市研究院》上的报告指出,现今的儿童抚养费的缴付数额与理论上所应缴付的数额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果儿童抚养费的需求量是以建立在供给所有的非父亲监护的子女基础之上,并完全满足这些需求,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总额在1990年应当达到482亿美元,而真正缴付的数额仅有144亿美元。[33] 离婚案件在我国近年来呈现逐年增加之势,也就是说离异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也在逐年上升。在此同时,抚养费的缴纳对于我国的婚姻司法构成巨大的挑战:大量的离异父母基于各种理由拖欠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抚养费的拖欠往往使未成年人的生活陷入困难,虽然法院的判决赋予了他们获取抚养费用的权利,然而权利的实现往往不尽如人意。在此同时,起诉父母追讨抚养费的案件层出不穷,长使我国的基层法院疲于奔命,耗费了大量的司法成本。现实的矛盾需要更具保障性的制度保障未成年人的生活条件。有学者认为:追索抚养费的问题就是法院执行问题。这话听起来好象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模式,在我国的婚姻立法中建立一种新的制度,最大程度的减少离异家庭未成年人获取抚养费用的风险呢?这一制度不同于传统的抚养费用定期支付制度,而是在法院作出离婚判决时,由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按照当事人的具体状况,同时作出一次性付清抚养费用的判决,要求离异父母一次性支付所有的抚养费用的制度。这种制度,笔者称之为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八条规定:抚养费应当定期给付,有条件的可一次性给付。这一司法解释虽然认可了在夫妻离异,未获得抚养权的一方可以将抚养费用一次性支付完毕的做法,然而,对于抚养费用一次性支付的适用条件、具体规则都没有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所谓“有条件”缺乏可操作性,法官难以把握尺度,从而大为影响了这一做法的普遍适用。事实上,在我国的婚姻司法实践中,采用这一做法的案例少之又少,不但离异父母对这种做法缺乏意识,甚至连许多办案的法官对之亦较为陌生。笔者的观点是,必须对这一方式进行具体化,充实其操作规则,使其上升为一个详尽的、可操作的具体制度,从而扩充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普遍适用性。 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的构建,并不意味着完全取代抚养费定期支付制度,事实上,这两个制度都是出自现实的需要,应当同时并行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现今世界各国的婚姻司法实践绝大多数都是采用的抚养费定期支付制度,究其原因,一次性付清抚养费用意味着一笔大额费用的支出,而这笔大额费用的支出需要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方才有适用的余地。在经济尚不太发达的我国,要求每一个离异父母一次性拿出数万的抚养费用来,确实不太现实。如果强迫每一个离异父母都必须在离异之时一次性缴付抚养费用,对父母自身的利益而言伤害将会过巨过深。基于此,笔者并不妄图鼓吹屠龙之术,建立空中楼阁。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的实施,需要离异父母有能力负担这笔抚养费用,“有能力”是构建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的基础所在,倘若拿不出这一笔钱来,法院当然不能强迫其一次性付清抚养费用。因而,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和抚养费定期支付制度之间存在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就是“有能力”。对于有能力缴纳抚养费用且缴纳抚养费用之后不影响其生活条件的离异父母而言,法院判决强迫其一次性缴纳抚养费用,并不会对其造成过大影响,而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条件在此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 因而,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并不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一刀切,而是一个与抚养费定期支付制度相互配合、共生共存的抚养费用支付制度,其目的实际上是在有支付能力的离异父母的范围内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条件。对于那些夫妻双方生活皆不富裕的离异者而言,这一制度的实施则受到较大的限制。 第二节 建构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的必要性 一、最大程度降低抚养费用的支付风险 如前所述,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虽然能从法院判决中得到获取抚养费的权利,然而这一权利的实现实际上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故意拖欠抚养费的情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对未成年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此外,离异后的父母也面临着瞬息万变的社会的考验,其经济状况在多变的社会情势面前不一定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一旦其经济状况陷入困境,未成年子女就如多米诺骨牌将随之陷入得不到抚养费的困境。夫妻离异之初,要求承担抚养费的一方将抚养费用一次性支付清楚,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抚养费的支付风险。抚养费包括生活费用以及教育费用,在抚养费一次性支付之后,未成年人不必为抚养费是否按时按量到位而担心,其生活条件也同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不但防范来自抚养费支付人主观恶意的风险,同时也防范抚养费支付人因为经济危机而带给未成年子女的不利影响。 二、便利于支付未成年子女的大宗生活及教育费用 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条件同时涉及到生存条件的维护以及进一步受教育的条件的维护。众所周知,我国教育费用高昂,教育费用的支出往往占据了一个普通家庭的相当部分收入。此外,在未成年子女的日常生活之中,许多意想不到的费用也有出现的可能,比如,购置大件的生活或学习用品、支付未成年人的医疗费用等等。日常生活的费用一般比较稳定,而且较小,定期支付的抚养费用尚能够应付过来,但是一旦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需要一次性为未成年人支付大笔的必要的费用,零散的抚养费就不一定能够胜任。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用,抚养费就是应付这些情况的强有力的后盾,使未成年子女及其亲权人不至于在这些情况中一筹莫展。 三、减少抚养费用支付成本 抚养费用定期支付,意味着离异父母必须按照判决按时支付抚养费用。支付抚养费用的次数越多,意味着抚养费支付的成本越大。尤其是夫妻离异之后两地分居,且夫妻双方各有流动,抚养费用的支付有可能随着这些因素无端的增加成本。比如随着离异父母一方的流动,倘若负有支付抚养费用义务的一方恶意逃避抚养费用,将无端增加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追讨抚养费用的成本。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将减少抚养费用的支付成本,同时亦可避免追讨抚养费用的成本,也为离异双方在抚养费支付问题上避免了诸多的纠纷。 四、减少司法成本 我国的离异案件近年来稳步上升,越来越多的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对于未成年子女追讨拖欠抚养费的案件也需要我国的司法机关越来越加大力度。然而,司法成本毕竟有限,尤其我国经济不发达,财政紧张,基层法院的经费以及人力都有限,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追索抚养费的案件都是由法院免去诉讼费用的。抚养费用一次性支付,极大程度的减少未成年子女获取抚养费的风险,同时避免了离异双方在抚养费问题上的纠纷,必然大大的节约我国的司法成本。 第三节 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的适用 如前所述,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需要较强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在我国,许多家庭的生活水平实际上都难以承担一次性支付抚养费。强迫所有离异父母一次性支付抚养费显然不太现实。因此,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的适用应当有严格的条件,否则不免矫枉过正。 一、抚养费一次性支付的条件 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必须考虑到承担抚养费的离异一方的经济状况,确定其有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用的能力。所谓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用的能力,并不仅仅意味着离异时所分割的财产足以一次性承担抚养费用,而且还应当保证在一次性承担抚养费用之后,承担抚养费的一方具有足够的生活条件。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条件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剥夺其父母的生活条件,对未成年子女生活条件的保障固然重要,但离异双方的生活条件也应当纳入法院的考虑范围。法院在判决要求一方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用之时,必须保证对其的生活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至于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用之后一方的生活条件是否遭受较大的影响,其尺度如何,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具体情况进行考虑。原则上不但要保证一方有继续生存的条件,而且必须保证其有按照一般的生活水平继续生活的条件。 抚养费一次性支付的提出有三种方式:其一,获得抚养权的一方向法院主动提出,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当给予对方答辩的机会,如果对方的答辩为法院所采用,法院就应当否决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而采用抚养费定期支付制度。其二,由承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的一方主动提出一次性付清抚养费,在此情况下,当抚养费的数额由离异双方达成协议,法院在考虑实际情况后予以认可,一般应当采用抚养费一次支付制度。其三,离异双方都没有提出,法院主动提出。在这种情况下,离异双方都不主动提出采用抚养费一次性支付,但是,法院为了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在确定负有支付抚养费义务的一方具有一次性支付的能力之后,强制负有支付抚养费职责的一方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法院在考虑离异案件中抚养费的支付方式时,为照顾未成年人的生活,应当优先考虑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只有在承担支付抚养费职责的一方向法院举证说明一次性支付抚养费对其生活会造成重大影响时,人民法院方才应当考虑抚养费定期支付制度。换言之,两种抚养费支付制度应当具有一定的位阶性,一次性支付制度在位阶上高于定期支付制度。在婚姻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原则上采用抚养费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只有在当事人举证证明这一方式之不可行时,法院才采用定期支付之方式。 二、定期支付变更为一次性支付 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并不仅适用于夫妻离异之初,在法院判决采用抚养费定期支付制度的场合,抚养费支付方式亦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予以变更。定期支付变更为一次性支付有两种情形: 第一、获得抚养权的一方基于特别理由,向法院提出变更请求。尽管离异判决采用了抚养费定期支付制度,但是获得抚养权的一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向法院申请变更为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这些特殊情况主要是指当对方经济状况明显好转,获得抚养权的一方能向法院举证证明对方已“有能力”一次性支付,法院可以判决对方一次性支付剩余的抚养费。另一种情况是对方目前有支付能力,以前一直采用定期支付,但面临住所地变迁,造成支付抚养费成本增加的,获得抚养权的一方亦可要求法院判决更改抚养费支付方式。 第二、负有抚养费支付职责的一方主动向法院提出更改抚养费支付方式。负有抚养费支付义务的一方可以主动向法院或向取得抚养权人提出一次性支付剩余的抚养费用,为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获得抚养权的一方不得拒绝这一请求。 三、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之例外 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并不意味着负有抚养费支付职责的一方从此从抚养职责中解脱出来了,在抚养费一次性支付之后,获得抚养权的一方可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向法院申请追加抚养费用。这在我国现行立法上有相应规定。这种特殊情况主要有两种: 第一、当社会情势发生较大的变化,已支付的抚养费用明显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时,获得抚养权的一方有权向法院申请追加抚养费用,以维持未成年子女正常的生活条件。社会情势发生变化有可能会使原先支付的抚养费用无法跟上社会的正常生活水平,如果形而上学的抱定当初的抚养费用,未成年人的生活条件有可能无法保障。比如在社会物价水平发生较大的变化,货币贬值,抚养费当然应当有追加的余地。 第二、当未成年人的生活发生特殊情况而导致抚养费用增加,获得抚养权的一方有权要求增加抚养费用。在抚养费一次性支付之后,如果未成年人的抚养费因为某些特殊情况而增加,倘若依然维护当初的抚养费用数额,则无异于由共同生活的一方独立支付这一部分抚养费用,对其显然不公平。抚养费用的计算是按照正常的生活状态,一旦未成年人的生活偏离了这种“正常”,那么抚养费不可避免将增加。比如未成年人的疾病医疗,需要大笔医疗费用,这一笔医疗费用往往是当初计算抚养费用时没有考虑进去的。当发生抚养费增加的情形,共同生活的一方有权要求对方与其共同承担,而不是独立承担。 第四节 抚养费的归属和管理 一、抚养费的归属 抚养费是父母给予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当然归于未成年子女。换言之,抚育费是未成年子女的私有财产,未成年子女对其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包括其亲权人在内的任何人皆不得侵犯。这种未成年人对其抚养费的私有财产权,不仅指在其成年之前,在其成年之后,亦对这一部分财产拥有所有权,得排除包括其父母在内的任何人的侵犯。 二、抚养费的管理 未成年子女虽然拥有对抚养费完全的所有权,但是缺乏完全的财产行为能力,因而财产的管理应当交由他人进行。一般情况下,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应当归与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进行管理,获得抚养权的父母一方是理所当然的抚养费管理人。实际问题可能更复杂:倘若离异的父母双方都失去管理的条件,则应当如何管理?比如父母双方皆死亡,或者被判刑,或者都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失去管理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可能性或者能力。在此情况下,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应当交由其监护人进行管理。监护人的确定依据《民法通则》规定的顺序进行确
责任编辑:龚 毅 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