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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与制度之间的法官职业化
——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柳晓寒  发布时间:2005-04-07 10:10:58 打印 字号: | |
  摘 要:法治社会中,法律所拥有的权威主要来自于职业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与运用。法官职业化是对法官职业品质的具体要求,法官职业化的特性,主要包括:尊崇法律、专业化、类型化、独立性、消极性、经验化等等。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未形成职业化的法官群体。2002年7月,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但在实践中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职业化进程却遭遇到了层层阻力,这些阻力既有体制之内的,如法官身份的不确定性、法官管理地方化、法官管理与司法权力的行政化、法官选任的低质化等等;也有体制之外的,如法官职业化与社会化的冲突、法官经济保障不力等等。

  笔者认为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要走出困境,首先,应当构建司法独立体制,它包括司法的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其次,建立符合职业化取向的法官遴选与培训制度;再次,为法官独立提供制度、物质的支持并构建统一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与法官道德约束机制。但在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应充分考虑法院与法官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功能以及中国的国情等等,审慎地推进。特别应当着力于完善法院内部管理机制,改善法官裁判的内部环境,提高法官业务技能与职业道德水准。

   关键词:法官职业化 理念 制度 困境 出路

                  引  言

  法官职业是一种运用系统化的法律知识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技能对纠纷和案件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进行判断,以追求司法公正,服务于社会大众并以此获得制度性个人生活来源为职业目的的中立性专门职业。

  法官职业是法律职业的一种。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法律职业的产生和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完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学自身的发展密不可分。当法律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时,法官职业便应运而生了。法治社会中,法律规则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所拥有的权威、公正以及稳定的生命力都不主要取决于自身内容的规定,而是来自于职业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与运用。?1?倘若没有拥有专业法律知识结构、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以及强烈社会正义感和公正信仰的法官,再精妙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再优良的法律制度也只是镜花水月。美国法学家梅利曼说:“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人们,对于法律是熟悉的。在我们看来,法官是有修养的伟人,甚至是有父亲般的威严。普通法系中有许多伟大的名字属于法官:科克、曼斯菲尔德、马歇尔、斯托里、霍尔姆斯、布当代斯、卡多佐。普通法系最初创建、形成和发展,正是出自他们的贡献。”?2?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却没有认识到司法权的特性,没有依其固有的品格建立起法律职业化群体。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确立,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法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立法日益发展,法律技术性和专业性越来越高。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卫者和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的法官,权责重大,必须由具备较高素质和专门训练的人来担任。

  2002年7月,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并提出法官职业化是相对大众化、行政化而言,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法官职业化包括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法官身份的确定性和经济待遇等一系列制度。?3?

  这一思路的提出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以现代司法理念为背景,涉及司法独立、司法专业化、法官养成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变革。然而,改革是一个制度逐步培育生长的过程,司法实务界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力图在现行体制之下寻求理念与制度更新的支撑点。现在,这一努力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化而迅速提升。

  尽管如此,从宏观上来说,法官职业化的理念在实践中仍不时地面临着分割与妥协,而这种妥协有时甚至丧失了其原有的基本品质。透过喧嚣的表层,深入到司法机关与司法权运作模式的里层,我们却发现传统的司法理念依然在司法权的实际运作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即便是在技术层面上进行的改革,也遇到了诸多观念上的障碍。

  这仅仅是一种现象,但是任何一种现象都是镶嵌在一系列具体制度之中的。法官职业化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因而对于法官职业化改革,必须从理念与制度二个维度上来考量。

  同时,中国基层法院占中国法院数量的80%以上,占有全国法院系统80%的人力资源与财经资源,是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难点与重点,对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本文将以基层法院为切入点,并由此分析与探究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中的问题以及改革的出路。

  一、现代司法理念下的法官职业化

  法官职业化的提出,可以说在中国司法史上开了先河。我国的职业向来是界限模糊的,在这种传统之下,提出职业化的概念极具现代化意识。而现代化有一个指标,就是专业化分工要清晰、职业训练要严格。这样才是一个专业的社会、现代的社会。职业化意味着以专门从事某类工作为业的人们形成独特的知识、技能、工作方法、生活方式以及专门的思维模式的趋势。法官职业化则意味着以专门解决社会纠纷和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为其工作的法官所形成的独特的专门知识、技能、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以及专门思维模式的发展趋势。?4?

  当然,法官职业化不是由法官的官方地位决定的,而是由法官工作的性质决定的。首先,其行使的权力重大独特。法官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分辨曲直,扬善除恶。保障人权,制约强权,其责任重大。因此,必须由具有较高素质的职业人员来行使。其次,作用和功能特殊。法官审理的案件是一般人无法自行解决的较为复杂和严重的问题。他们是社会冲突的最后防卫者、治疗社会弊病的医生、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者。在一定意义上,一个为社会普遍信赖的有效的司法机构是一个社会的减压阀,它对于社会的自我完善和良性发展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独特的素质要求。司法工作需要独特的知识结构、能力、经验、深厚的法律知识功底,精湛的法律思维方式和丰富的司法经验,?5?需要有高度的道德人品素质。

  (一)职业化背景下法官职业的特征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官是一类必须具备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这种品质是植根于一代代法律人的努力积淀而成的职业传统,并经过长期的法律学习、法律训练和法律实践而悟得。?6?

  在职业化的框架下,法官职业拥有共同专业的法律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法律信仰以及独特的职业传统与职业品质。这种传统与品质又成为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能够确保法官具有抵御外界干预的勇气与能力,同时对引导与培养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法官职业化是对法官职业品质的系统要求。法官职业品质可以分为职业能力、职业精神、职业自治和职业声望四个方面,而包含在这些职业品质之中的法官职业化的各种特性,从外在表现与内在要求上来看主要包括:

  1、尊崇法律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指出,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得到切实的遵守?7?。尊崇法律是法官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法律对于法官来说,不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如果没有对法律的尊崇,法律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和随意处置的物体。法律尊崇是对法官的一种内心约束,促使法官把维护公平和正义作为一种信念,深深地植根于心灵,确立法官对法律的不可动摇的忠诚。只有这样,才能承受一切来自外界的干扰,保持司法操守和独立性。

  对法律的尊崇直接决定了法官的执法动机和价值目标。法官只有获得了法律信仰的精神支持,才能具有坚强的守法精神和勇敢的护法品格。在奉行法律方面,才会具备卫道士的气概和殉道者的志气。对法律终极价值的追求,带动了内心严格的理性自律,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法官会孜孜不倦地去从事这一职业,在案件的处理中获得职业崇高感和成就感。尊崇法律是法官在从事审判工作中基于对法律的认识、理解和领悟而产生的一种神圣感的体现,是对法的一种理性认同和全身心投入,是理性化了的法的激情和激情化了的法的理性。所以,对法律的尊崇是法官职业司法良知的基点。

  2、专业化

  法官专业化是指法官职业群体内部成员所共同具有的经过系统学习而获得的法律理论知识、法律思维方式以及审判能力方面的一致性趋势。法官是法律的专家,具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娴熟的法律技巧,具有经过长期努力而形成的运用程序规则的能力、驾驭庭审的能力与技巧以及承袭并积累司法经验的能力。

  作为一类特殊的职业群体,法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正确适用法律,合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纠纷。因此,法官不仅通晓法律,同时还知道如何正确地适用法律。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需要将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必须能够正确地解释法律和填补法律的漏洞。

  法官还必须具有特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合法性思考,它的特点是以合法性当作评价是非、决定取舍的前提。对政治、经济、道德等因素的考虑必须限制在合法性空间之内,从而排除司法机关废法裁判的可能性,并由此也排除了一切人和机构违法行事的可能性,除非他甘愿为此支付相应的代价。?8?

  此外,法官专业化还包括法官管理的专业化,即裁判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分离,法官应当集中于思考,运用其智慧围绕裁判来工作,而事务性工作则由其他人员完成。

  3、类型化

  法官类型化是指法官职业群体在价值取向、思考方式、行为模式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共同和一致的趋势。法官类型化的内涵表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法官职业价值共同。法官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价值取向的评价和选择。在个体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凝聚成强大的团体价值理念。这一理念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具有稳定和导向的作用。

  其二,法官思考方式共同。法官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形成了良好的法律意识和依据法律思考问题的习惯,具有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法律职业者不能接受各种违背法律规定的交易和习惯,习惯于听取当事人的不同意见,从中找出最佳方案。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耐心及慎重听讼是司法官职务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一个哓哓多言的法官不是一件和谐的乐器”;?9?思考方式以三段论推理为基础,力图通过绵密的思维而将规范与事实巧妙地结合起来,熟练地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各类纠纷,同时也更注重对于规范的合理性涵义的推敲和综合操作,留心于法条之后的共同规则和指导原理。

  其三,法官职业行为共同。法官裁判案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重复着规范化程式的行为过程,在行为模式上表现出极强的共通性和一致性:如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做到实体与程序的公正并通过其自身的言行体现出来,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法官应当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中法官要保持中立,法官“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0?其言语与行为不得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表现出任何歧视,并且其有义务制止法庭上他人的歧视性言行。

  其四,法官职业道德共同。这是法官拥有人格魅力、从事公正审判并获得社会信赖的基础和源泉。在法官职业群体中,每一个人都遵守着相同的道德规范。其中一些人的工作状况、道德和表现,影响着人们对其他同属于这个职业中的成员的信任;而整个法官职业的道德声誉,又影响着其中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形象,正可谓荣辱与共。

  4、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法官审判案件具有真正的审理和裁决权,不受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的干涉的内在属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其意义在于保证社会理智的公正行使。一个独立的不受外界干预的法官,更可能作出公正的裁判。而在一个存在外界干预和影响的环境下工作的法官,是否受到不当影响,应予排除的因素很难确定,而无数经验事实表明不当司法极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法官独立涉及法官选任方法、法官法定权利、法官职业待遇等内涵。法官选任事关法官任职资格以及社会对于法官地位及法律权威的认同程度,是法官独立的内在动力;法官法定权利主要是法官在执行职务、行使审判权时具有法定的权利;法官职业待遇主要是关于法官职业的获得、保持和生活待遇的规定。这三个方面对于独立审判都是不可缺少的。

  5、消极性

  法官的消极性是指法官在司法活动中不主动追求诉讼,不受世俗价值的左右,以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法官应避免抛头露面,避免参与行政活动和公益活动。法官的消极性是由司法权的判断性所决定的。法律活动不同于政治活动,法律判断也不同于道德和舆论评判。法官过于积极主动的活动将导致法律逻辑与社会生活逻辑的混同,使审判的依据多元化,甚至因某种政治需要或伦理观念而牺牲法律。这样下去的结果将会使社会缺乏一个相对确定的法律领域,使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经济的界限模糊,进而失去法律运行上的稳定性、连续性以及平等性,最终导致法律权威的丧失。其次,法官不得担任任何可能影响法官中立的其他职务;三是法官应尽力避免参与行政活动和公益活动。

  6、经验化

  法官需要具备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或法律工作经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11?美国法官科克说,法律上的各种案件“是由人为理性和法律判决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然理性来决定的;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12?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门类不同的是,法律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社会生活经验的人,对于法律纠纷是难以作出明智而公正的裁判的。

  司法工作与一般工作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诉讼过程中,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的审查判断,还是对适用法律的选择,都不能不受到审判主体审判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审判工作本身是一门复杂的艺术,不仅要求审判人员掌握必备的法律知识,而且应有娴熟的运用法律的能力、分析和判断事非的能力,分析和评价证据的能力以及组织和驾驭整个庭审活动的技巧等等。总之,要出色地完成审判工作,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工作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师、公证员等法律工作达到一定年限以上所获得的工作经验。

  如英、美等国在法官选任上就采用“年长加精英”的模式。自普通法形成以来,英美法系国家便强调法官造法,承认法官具有创造“先例”的权力。“先例”甚至可以优先于制定法而适用。法官不仅是各种纠纷的最终裁决者,而且在立法方面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法官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及普通法重视实务的特点,因此普通法历来强调法官必须由富有实务经验且道德学问都优秀的人士担任。法官的特点是“年长、经验、精英”。

  根据“年长、经验、精英”的原则要求,英国对法官任职资格具有具体的规定。一般来说,全职的法官必须具有法律知识和经验、判断和分析的能力、有良好的决定和交流技巧。富有权威、道德、公正、能够理解普通人和社会,性格温和,有礼貌和尊严,对社会服务具有责任。全职的法官都必须从律师中任命。担任地方法院的法官(不包括治安法官),必须有较长时间(不少于7年)的出庭律师的经历;担任高等法院法官职务者,必须具有更长时间(10年以上)的出庭律师的经历。英国法官平均年龄为60岁,历史上45岁以下的法官屈指可数。前任英国上诉法院院长、大法官丹宁勋爵一直到83岁高龄才退休。?13?法官一般都毕业于剑桥、牛津等名牌大学,具备法官资格的人士尚需要经过由业余法官、法律界人士所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进行面试和严格的选拨,才有可能被确定为法官候选人。

  在美国,尽管没有英国那样明确的法官任职资格标准,但一般强调实务经验。法官应具有法学学士、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大多数法官都应从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担任过最高法院法官的人几乎全做过律师,许多联邦法官在被提名前都担任过联邦或州的公职,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

  (二)法官职业化的价值

  1、实现司法公正

  (1)法官独立和法官的职业化,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共同为司法公正这一司法的终极目的服务。一方面,法官独立是法官职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它为法官职业化的形成提供外部环境,不仅为法官职业化提供物质保障、身份保障,更重要的是,为法官在不受外来非法的干涉下,以其对法律真诚的理解和信仰,对纠纷作出公正的无偏私的裁判提供了保障,促进了法官群体对法律的尊崇,树立了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从而加速了法官职业化的形成。

  另一方面,法官职业化加速了法官独立的进程。法官职业化,使法官形成一群高素质的职业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以其内在的同质化、高素质和优良的道德品质共同抵制着来自外部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再加上法官职业化的其他制度保障,使法官内部形成一种自治的群体。伯尔曼在概括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时提出,西方自12、13世纪便开始形成了法律本身的自治,法律与政治、道德等相分离。?14?正是基于此,“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自12世纪,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制度下,在某些重要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15?

  在职业化背景下,获得高度一致的法律家们自然而然地凝聚为一个所谓解释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有公认的声望,足以回应社会对法治与正义的期待,更进而推进法治意识在社会中的传播,并加速了法官独立的进程。

  (2)法官职业化过程塑造出一批高素质的职业法官。法律是抽象的规则,要把这些抽象的规则运用到活生生的现实中,把法中所包含的应然的正义观,变为社会宣示的正义,必须具有具备专业化知识和娴熟法律技巧的、品德高尚的职业法官。

  法官是一项输送公平与正义的职业。“如果法官缺乏对法律的准确而又全面的了解,就根本不可能将法律规则正确运用于实体案件之上,也很难严格依法定程序办案,甚至很难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如果法官不具备准确判断证据的能力,不具备在判决中详细阐述判决理由的能力,则司法公正和裁判的质量是很难保证的。”?16?法官职业化的进程培养出一批专业化的职业法官群体,为司法公正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树立司法权威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我们正处在理性权威的时代,理性权威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对法律权威的崇拜,这是法治社会的最基本的特征。?17?法律的权威不仅来自于国家强制力,更来自于职业法官公正的裁判结果和公正的法律程序以及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具体说来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过程及司法的成果——裁判,要体现公正,这是司法权威的前提。二是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执行,这是司法权威所必需。?18?

  而树立司法权威的核心在于有一群高素质的、精英化的职业法官,他们以自身对法律的信仰、公正的理念和娴熟的法律技巧,不偏不倚地处理纠纷,通过裁判书的形式向社会宣示公平和正义。只有体现着公平正义的裁判才有可能在当事人之间自愿执行,从而隐含在法律条文中的模糊正义,通过裁判和执行的过程向社会明确的宣谕。可见,职业法官以其职业的本身,引导和确立了司法的权威性。因为社会冲突各方对一国法律制度内在精神的理解和感悟,总要受制于司法裁判的最终引导。而司法权运行的过程本身又负载着社会成员对一国法律制度的渴望和期待。

  不仅从理论分析上如此,而且西方成功的经验也体现于此。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在二战以后实行司法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增强司法独立和权威性,而提高司法权威性的手段之一,便是实行严格的司法考试,精心筛选法律职业者,从而增强国民对法律职业尤其是法官的信赖,藉此提高司法的权威性。”?19?

  3、提高诉讼效率

  司法的目标与基本逻辑是实现社会的公正。因此,1998年以来最高法院提出了“司法公正”的口号。但司法的公正逻辑并不排除司法的效率逻辑,效率逻辑实际上就是程序的逻辑。也就是说,司法公正是程序意义上的公正,也就是效率意义上的公正。现代司法从实质正义向程序正义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对效率追求的彰显。自然科学上的真理的揭示可以假以漫长的时日,但司法案件的裁判却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终结。?20?

  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然而,面对我国日益增加的案件积压,诉讼的拖延,诉讼效率低下,因此,在公正前提下的效率也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据统计,中国6500多人中就有1名法官,而英国11万人口中只有1名全职法官,日本每万人中也只有0.23名法官。从结果看,中国的法官数量按人口比例计算是英国的十几倍,是日本的5倍多。中国的法官人均年办案数仅为21件,比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人均年办案数少15倍。?21?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三百多名法官,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仅有9名大法官。从这些数字来看,我国目前诉讼效率低下,不是法官人数少而是法官人多而质低。而法官职业化建设,提高了法官职业准入门坎,并强化法官职业培训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二、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间内,审判工作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审判工作与政治运动紧密相连。在这段时间,审判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法律性并不强。法官们凭着阶级感情,政治热情办案。对法官的选任,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有诸如教育背景、法律专业知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很多人可以未经严格选拔而进入法官队伍。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法官职业完全大众化的阶段。

  1995年2月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2001年6月30日进行了修正)。法官法第一次从形式上把法官从公务员队伍中分离出来。长期以来,审判工作的特殊性被忽视,国家对审判人员的管理一直沿袭公务员模式,审判人员就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法官法使“法官”这个称谓第一次被国家法律所认可,这在法律形式上把法官从公务员队伍中分离出来了。法官法确立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规范了法官的选拔程序(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必须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并将法官的任职条件法定化,统一了法官任职的学历、法律工作经历标准,使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得到了法律的确认。法官法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法官职业大众化的倾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1999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规范和指导全国法院的改革工作。各级法院在纲要的指导下,对审判长和审判员的选任、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法院机构改革、培训方式改革等方面推出了一些举措,司法活动的专业化得到了加强。

  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并制定了《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法官职业化命题的提出,摒弃了法官职业大众化的陈旧观念,是我国法官队伍建设的历史性转变。

  在职业化建设的格局中,数量众多、承担着绝大多数案件审理工作的基层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的根基。职业化改革启动以来,许多基层法院在一批充满着理想与勇气的法律人的引领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基层法官的专业化水准显著提升,司法活动的程序化得以强化,现代司法理念在法官中逐步得以树立。一批学有所成的专家型法官已经形成(尽管对每个基层法院来说人数很少,但从全国的层面来看,用一批并不为过。)

  尽管如此,法官的职业化进程依然遭遇到了层层阻力,在司法体制改革尚无重大突破的情形下,法官职业化的理念得不到充分的制度回应,而处于权力下游的基层法院尤以为甚,基层法官的司法环境很不理想。权力的干预,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与司法权相背离的各种监督与制约,司法权行政化的趋势在个别环节的强化,严重冲击着成长职业法官的根基。

  法官职业化改革进展到今天,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异常艰难的局面。下面,我将从实践的角度对基层法院的这一困境进行剖析,以支持我的判断,从而找出法官职业化在当代中国的症结所在。我的分析将以某市A区法院(以下简称A法院)为基点,因为在我看来,缺乏实例的分析是空洞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概括而言,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的困境主要呈现在如下方面:

  (一)法官身份的不确定性

  从实际状况看,基层法官具有审判人员和一般机关干部的双重属性,同普通人一样与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学家们所主张的法官深入简出在基层法院简直不可能,因为法官首先得考虑生存问题),也同一般机关干部一样,由组织人事部门以类似的方法进行管理。从理念上说,法官只服从于法律,但这种理念上的应然不能转化为社会中的实然。在基层法院,很多场合下法官不得不服从于党委与法院内部和外部的行政领导。

  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地方的一个部门,法官被当作普通干部,而不是专业性职业来对待。法官法虽对法官身份予以了保障,但由于没有建立明确的法官任期等具体的保障制度,法官的身份经常是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法官身份在司法机关内部尚停留在理念上,而在司法机关外,连理念都未能确立。

  实践中,法官随时可能因各种理由像公务员一样(现在法官是参照公务员管理)被免职、降职、调动工作,这种职务的变动没有严格的程序约束。这种情形可从A法院近几年来的人员流动情况看出来,2001年以来,该院调离人数逐年增加,2002年调出2人,其中1人调往上级法院,1人调入政府部门。2003年调出3人,均调入政府部门。2004年的前7个月已调出4人,其中1人调往上级法院,3人调往政府部门。现在A法院编制呈现空缺的罕见现象。

  (二)法官正当裁判权利受侵蚀

  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并没有明确法官的独立审判地位,法官依法履行职务时享有哪些权力,承担哪些义务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在审判工作中经常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干扰,甚至受到诬陷、侮辱攻击,承受巨大的压力。如果屈服于干扰和压力就违背了法律原则,坚持法律原则又没有可以依靠的制度保护,常常处于左右为难,欲争无力的状态。

  一些法院的内部改革不仅未能填补这种空白,反倒在进一步削弱法官的职业地位。如有的基层法院设立“法官弹劾委员会”,推出法官弹劾制度,四川忠县法院的配偶监督制度(由法院与法官配偶签订责任书,对法官8小时之外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定期向法院汇报等等)以及一些法院推出的错案追究制度。而有些基层法院却走得更远了,在错案追究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推出了案件评查制度。?22?这些所谓的改革措施,都有其良好的动机,企图通过这些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提高案件质量进而提高法官的素质、责任感与公正司法水平。但这些改革举措却对法官职业化起着逆向推动作用。有的甚至成为了社会干预法官办案的依据与责难法官的工具,法院与法官的处境更为艰险,法官成为“刀尖上的舞者”。

  如A法院将上级法院改判与发回重审的案件逐一进行评查,视情况对主审法官定为大、中、小错或免责。据了解,该法院建立评查制度的初衷在于,遏制个别法官的贪赃枉法。对于这种出发点与用心本身,本无不当之处。但这一制度侵蚀了法官正当的裁判权利,是对现有审判制度的一种破坏。

  本来,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相互独立,它们各自在管辖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互不隶属。设置不同的司法审级的主要目的是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措施;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发挥司法的政策形成机能。但在案件评查制下,法官害怕案件被定为错案,对于自己拿不定主意或虽拿得定主意,但案件涉及“稳定”等事由的案件,事先请示院长、庭长或二审法院。造成主审法官对法院行政领导、初审法官对终审法官的依附关系,削弱了近年来法院实施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的职业化示范作用,特别是使基层法院的独立裁判地位受到冲击,恶化了成长职业法官的生态环境。

  A法院的不少法官就认为,案件评查制不合理地限制了正当裁判权,“有一种受监视与不信任的感觉”。

  (三)法官管理地方化

  司法与立法、行政存在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属性。然而,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把法官视同于公安、监狱、军队等类似的专政工具,让其承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职能,而是一种行政性的或其他非司法的职能,强调法院工作与政治事务和其他“公域”中事务处理的共同性,以至于在确立法院内部权力结构和法官管理体制时,一方面对法官按地方国家行政干部进行管理,实行的是行政干部职务系列等级制;另一方面,坚持实施与行政机关大致相同的领导方式。在这种体制下,基层法院与法官管理的地方化的问题十分突出。

  1、基层党政与司法分工不清

  法院常被评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审判活动的职能部门,它与同级党委、政府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在国家权力系统中,法院的地位较低,权威主体可以直接过问或插手法院的审判活动。在A法院,重要会议召开时法官们常见到的主席台的官员阵容是:区政法委书记居中(如中级法院副院长或院长参加,则由其居中,因其行政级别比区政法委书记高),两边是主管政法的副区长与区人大副主任,位居两侧的是区政协副主席与法院院长。

  2、党政部门掌控法院的人事权、经济权

  从现行体制来看,法院的大多数权利都掌握在党政部门手中,比如法院工作人员的任免,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与其他人员,主要由党委、政府决定。一位基层法院院长说:“没有人说话,任何人进法院都是很困难的。所以管钱、管人的主要领导想要人进法院,法院一般都较难拒绝。审判人员的任免由本院上报人大、组织部。书记员、助审员任命由法院自行决定。”

  在经济上,法官的工资由政府财政部门拨付,福利待遇已完全由党委政府决定。汉密尔顿曾经说过:控制了一个人的钱袋就等于控制了一个人的灵魂。?2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现行体制之下,司法权的地方化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3、法官承担着超越司法之外的事务

  从司法权存在的基础来说,法官应当是中立的。但是,中国的法院与法官却承载着“打击犯罪”、“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功能,这与司法的中立性是背离的。许多地方党委、政府要求法官为政府开展拆迁、计划生育、移民等工作。法官常常把能够主动为当地政府提供服务当作提高自身地位的表现。

  比如,有的地方在企业改制时,邀请法院代表参与改制过程,以便保证改制方案符合法律,一些法院还将其作为经验推介,政府部门也将它作为“依法行政”的方式,法官俨然成为了“地方的法官”。以A法院为例,该院民二庭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较多,因而在一些区属企业改制时,被事先邀请参加会议,并提供法律意见,而当改制中出现纠纷时,又由该庭审理这类案件。而A区法院的行政庭更是广泛参与政府涉及法律的许多工作,如重点工程中的拆违会议、执法工作会议、“半边户”土地分配问题的处理,甚至直接参与文件的起草。正是这一点行政庭的工作得到了法院领导与区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行政审判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法官地方化的管理,导致法院对地方政权的依附性。基层法院与法官在重重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法官即便有心追求自身形象的自主化与神圣化,但囿于法院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弱势地位,也无力克服相应的支撑性权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现象障碍。法官职业化的实现对于基层法院来说实在是一件遥远而美丽的事情。

  (四)法官管理与司法权力行政化

  1、法官管理行政化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将法院所有人员混同一体,将法官与其他政法人员混同一体(即“政法干警”),将法官和公务员混同一体,用行政化的模式管理法官,法官管理与法官职业严重错位。法官按照公务员的标准享受工资和福利,进行考核、奖惩和晋升,所有的审判职务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所有的法官都处在界限鲜明的行政等级体系中。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等级,但级别设置过多,且采用“工龄加职务”的行政等级化的评定标准(如A法院,有的法官从未从事过审判业务工作,但其等级比许多长期从事审判工作的专业型法官高,而1995年任命法官无需经过任何的考试),行政职务的升迁仍然是法官追求的目标。

  职业化改革的目标确立后,虽然法院推出了许多措施,但在政治体制与法院管理体制未改革的条件下,法官工作依然呈现浓厚的行政化色彩。法官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能不分,审判人员和审判权管理处于分散化和无序状态。法官从事了大量事务性工作,无从专心于审判工作。并且在同一法院,从事案件审判的是法官,从事党务、文秘、统计、后勤等行政管理工作的也是法官。至于法院配合中心工作的要求,派法官从事大到社会综合治理、普法宣传、小到计划生育、扶贫、追缴欠款、清收基金款等工作,更是司空见惯,这种直接参与的做法,混淆了审判权与行政权的界限。

  法官职业化与精英化的推进虽然已经使中国法院认识到了法院内部机制设置的重要性和我们的差距,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具体制度。例如,A法院近年来推出的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措施(即法院不同职业人员的划分),审判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即逐步使具备较高素质和能力的法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官,其他法官过渡到法官助理等辅助人员角色,逐出精简法官队伍)。但是这些改革都无法推进到更深的层面。

  因此,法官职业化必然要求改革现行法院内部体制设置和工作模式,必然要求改变司法机构内部的过分行政化和一刀切的国家公务员模式的人事管理体系。A法院虽然实行了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但由于人事、编制管理权与工资补贴标准的制定权归属于人事部门,法院本身无从控制,书记员与法官的待遇基本相同。而法官承担着案件裁判的重大责任,在“错案追究制”与“案件评查制”之下,法官稍有不慎或甚至完全是依法裁判,也可能承担严厉的后果,而书记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却可以相对超脱。

  因此,从A法院来看,在法院体制改革未启动之前,率先进行的种种改革也给法官们平添了许多风险。裁判法官对改革的认同程度并不高,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也并未能起到设计者与宣传稿中所宣称的那种实际效果。

  2、司法权力行政化

  司法权力行政化是深入中国司法机关骨髓的一种痼疾。纵观中国司法机关,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法院之间、法官之间以及法官与其他工作人员之间均匮乏足够的独立性。法官之上无法官,这对中国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来说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1)法官任免程序行政化。我国现有的运作模式强调核心观念,“一把手”观念根深蒂固,各种权力的运行方式也以此为基础。法官的任免程序充斥着行政性的色彩,而非专业性。虽然我国宪法规定审判员、庭长、副庭长由人大任命,实需由本院院长提请,人大代表一般不甚了解法官。从A法院历年情况来看,法院院长提请任命的审判员,人大代表均是全票通过。因而,对一名拟任审判员的法官来说,院长的提请便是关键。在现行体制之下,院长与副院长不仅是业务领导更是行政领导,在行政等级化的司法环境中,法官仿佛是一名行政官,而不是职业的法律人。

  在这种体制与模式之下,对于法官个体来说,其职业意识的养成是异常艰难的。为获得任命,其自然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不敢轻视行政领导的意见。而在众多的法院之中,显然是不能确保所有行政领导的私欲与偏见都不对法官的任免产生影响的。

  (2)案件审批程序的行政化。长期以来,法院内部对于案件裁判形成了一套形同行政事务的审批方式。审判长选任制度实行以前,裁判文书由庭长或院长签发。对于裁判结果,同事、副庭长、庭长也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司法的行政化模式与法官独立精神相背离,对职业法官的形成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当然,审判长选任改革后,裁判文书大都由审判长签发(但财产保全等所谓的重要事项依然由院长审批),而这种签发在稍微复杂的案件中便流于形式,法官对这类案件要请示行政领导,并且法官既便是忠实地执行法律作出裁判,对于与A法院类似的法院,也要面对在评查中“定错”的风险。而定错与否,法院行政领导具有决定权。

因而在现行体制下,法官的职业处境十分尴尬,理念上的职业化与现实制度的非职业化模式严重对立,法官左右为难。在A法院许多法官虽坦言担任审判长赋予了其一定尊荣感,但办案更难了,承担的非理性的压力更大了。一位审判长更说:“以前办案集体讨论,大家共同承担责任,但现在表面上由审判长负责,但领导的明示或暗示却不可不理,而最终责任全由法官个人承担,办案的环境还不如以前了。”

  (3)上下级法院之间管理模式的行政化。从人事上来讲,上级法院往往对下级法院院长、副院长的任免有发言权。更为重要的是上下级法院行政级别不同,上级法院经常下派法官担任领导职务。如A法院现任“领导班子”中,院长与两名副院长均系市中院下派的中层干部。这实际上是在强化法院的行政层级关系,业务水准让位于行政级别,以行政级别来决定法官的升迁,这对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很是无奈,基层法官的职业尊荣无从建立。

  (4)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业务指导行政化。长期以来,我国法院的内部请示成了一个惯例。下级法院在案件处理中习惯于请示,而上级法院也乐于甚至主动要求下级法院请示。不少中、高级法院的庭室设有指导组,这种“指导”在实践中往往异化成对下级法院独立审判的干预,加上上级法院经常组织的“评先”、“评优”等活动,更强化了这种倾向。

  如2003年湖南省法院系统开展的“五好法院”争创活动(法院系统每年都有这样的评比活动,名目不一),在争创活动的验收评比中,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制定的评分标准中,将上诉、改判与发回重审率作为评价基层法院办案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实质上是将中级法院自己的判决作为了案件裁判正确与否的标准,这仿佛是法官裁判自己的案件,程序上显然缺乏正当性。然而,五好基层法院却正是在这样的标准下评定出来的,行政色彩十足。诸如此类的作法,严重压抑着基层法官司法经验与智慧的积累,对法官职业化起着阻碍作用(而某市中院的发文中都声称此举是为了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

  近年来,经过学界的呼吁与法院系统内部一些法律人(包括部分法院领导)的不懈努力,弱化内部请示的主张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然而,司法改革几年下来,上、下级法院的行政化倾向却并无减损。究其原因,还涉及1998年以来兴起的“错案追究制度”与案件评查制度。

  “错案追究制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司法公信力不高与司法腐败的存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质疑,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有的法院(如A法院)则推出了案件评查制度,将上诉案件的改判率与发回重审率作为审判庭与法官个人考核的主要依据。这一制度的建立使许多基层法官在裁判时对中高级法官的意图加以揣摩或直接事先请示,以求维持其判决,基层法官的独立性相对丧失。这种杀鸡取卵式的评查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它对司法权所造成的硬伤也许比“错案”本身更大,不淡出这种制度,基层法官的职业化永远也无从实现。

  遗憾的是,基层法官的心声却未能引起充分的关注,2004年5月,湖南省高院又推出了司法质量考核规定,要求各级法院成立专门的评查机构,对评查居末位的法院院长责令辞职,并声称要将案件背后的腐败因素通过评查挖掘出来。这一规定不仅荒唐,而且违宪,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上级法院是无权责令下级法院院长辞职的,况且高级法院法官及其院长又由谁来监督呢?据悉这次会议的动员讲话由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发表,而不到一个月之后,吴便被双规了(而吴在院长任上时,在评查中并未被定错与追究责任),这有点像一幕闹剧,而基层法院只是这场闹剧中的道具。

  (五)法官选任低质化

  1995年法官法实施以前,法官无明确的选任标准和程序,选任方式不科学,没有建立法官任职资格制度,法官没有得到重视,进入法官队伍的门槛很低。工厂、农场、学校、部队等社会各个阶层和身份的人(如村妇女主任、大队会计、司机等)不经过严格考核,通过提干、分配等多种渠道均可进入法院。进入法院后不论是否从事审判工作,只要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和干部级别(甚至还不一定,只要领导同意,这些模糊的条件也常被虚置化),都被任命为法官,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担任法官,法官职务(包括审判委员会委员)被作为一种政治待遇进行分配,法官的专业性水准普遍不高。

  法官法实施后,初步确立了法官的选任标准,规定了担任法官的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等方面的条件,并开始实行初任资格考试,但是,这些标准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上。2001年修订后的法官法提高了法官的选任条件,并建立了统一司法考试。因此,从整体上来说,1995年以来尤其是2001年以后法官的专业水准有了明显提高。尽管如此,对于法官的选任程序与法官的培训制度仍缺乏明确的要求,司法机关缺乏从社会吸收法律精英人才的管道。特别是对院长的选任条件和程序缺乏明确的硬性要求与刚性程序,法院院长业务水平参差不齐。

  根据2000年的统计,全国法院系统有30余万人(相对于西方国家,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其中基层法院有24万余人;1999年基层法院裁判的案件数为全国法院的89%,执行的案件占全国法院的93%。尽管基层法院承担着重大的任务,但仅从文化水平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包括一些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是通过在职教育取得的大专、本科学历,基础知识并不厚实。在全国基层法院院长、副院长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19.1%,审判员、助审员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15.4%,属于法律本科毕业的更少。?24?

  以A法院为例,从人员来源来看,该院有11人直接从学校毕业分配进入,其中研究生1人,本科生2人,大专生3人,中专生5人;复转军人21人;招录人员21人,主要是1985年、1989年和1995年三次统一招干考试录入的;其余20人为调入人员,调入前有的在街道、乡政府、区属部门及外地法院工作,有3人还是大队妇女主任出身,有3人则是法院聘用的司机。

  从文化水平上来看,该院法官离上级法院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肖扬院长曾要求40岁以下的法官5年之内须达到本科学历)。虽然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自学考试、函授、法律业大、电大、党校学习等)获得了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然而,除了自学考试外,大多数法官都认为虽然获得了学历,但均为形势所迫应急取得的,与专业水平并无关联。特别是法律业大,没有什么价值。

  以2004年作为研究点,该院79名工作人员中,法官71人,全日制本科毕业的6人(法律专业毕业的2人),大专毕业的11人,中专毕业的6人,其余都是高中以下学历。但在进入法院之后,均取得了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法律业大的30人,电大、函大、党校的29人。

  从A法院的人员来看,来源渠道与背景复杂,法官选拔程序很不规范,法官地方化倾向明显。可以说,80%的人员缺乏职业背景与经历,法官职业的主流基调是大众化,而不是职业化。

  此外,现行法官选拔机制以及基层法院的职业化改革偏重于法官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忽视对法官司法技能的培育,对其从事法律职业的行为方式与心理健康也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25?比如说法官如果公正地适用法律,在利益多元化、观念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必然会引起一些社会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舆论、当事人等。在这种压力之下,如何让法官保持健康的心理并保持不让优秀的法官流失,如何在现行体制框架内从内部制度上吸引这些人才?是值得充分关注的问题。有位学者曾总结中国法律实务界的一种现象,“法官当律师的多,律师当法官的少”,?26?这与一些西方法治国家正好相反。优秀的法官辞职做律师或调往非法律专业部门,使本来低质化的法官群体的品位更加难以提升,即使在职业化改革的标语下法官的学历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

  实行法官职业化,对法官提出了严格要求,但是,我们从制度上为法官提供了什么呢?现在,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靠的是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执行法律,这是非常艰难的。有些领导部门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对法官第一位的期待不是公正,而是绝对不能惹麻烦。因此,如果没有制度的回应,法官职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官队伍的低质化与法院经费的不足、法官低廉的薪水、司法的非独立性,孕育出中国特有的司法腐败现象以及法官职业伦理的缺失。而这些现象抑制着司法公信力的提高,成为限制独立司法权的理由。司法的不独立,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使优秀的人才远离司法机关,现有法官的职业尊荣也无从建立,法官群体素质停留在不高的层次上,这对基层法院与法官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六)法官职业化与社会化的冲突

  法官职业化与社会化是一个相对冲突的命题。法律原本是世俗的活动,为了解决人们的纠纷,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系。随着法律的职业化、专业化以及大量复杂的法律术语和耗费时间及财力的程序,以及随着法律逻辑与生活逻辑的不相符,法律活动成为了一个普通人除了依赖于法律专门人员之外无法也没有时间涉足的领域。而法官职业化与法律活动专业化的必然产物是法律活动的程序化,即司法过程追求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司法判决日益形式化。法律行业将拉开与民众的距离,与社会民主产生一定的距离。

  一方面,在工业化程度不高的中国,农耕文化的民众生活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于农村。民风民俗交织的乡土社会是基层法官所处的特殊的社会背景,这种社会体系要求法官的平民化,要求法官对于裁判结论的合社会化与大众化,而不是程序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背离法官的职业化取向。而我们在选择法官职业化的司法目标时就意味着,我们在职业化与社会化之间作出了选择,然而法官职业化本身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选择,我们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而不是说它本身与“负面效应”无缘。法官职业化不是医治百病的药方,而仅仅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另一方面,法律真实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客观真实,这是司法程序化的必然。但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更关注客观真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中的事实长期被理解为“客观真实”。社会民众与各种权力主体对司法公正的评价大多集中于实体之上。这对基层法官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压力。特别是司法改革兴起以来,法官职业意识逐步增强。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司法解释也蕴含着司法程序化的理念,如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这些司法解释虽已实施,但获得民众乃至司法实务者的完全认同尚需较长的时间。基层法官适用证据规则,阻力很大,特别是在面对并无多少法律知识的当事人时,适用证据规则甚至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在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当事人很少懂得运用证据规则,适用这些规则有时会给明显在实体上有理、有证据的一方造成败诉的后果,法官选择程序化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痛苦”而艰难的)。

  尤其是法院内部也时常将当事人的投诉、上诉等作为评价法官裁判正确与否的标准。如A区法院的案件评查制,有时即使法官援引程序规则判决了当事人的败诉,但评查机构往往会以实体不公,造成不应有的社会后果为由将之定为错案。

  其实一些中、高级甚至最高法院也有这种倾向。肖扬院长便多次公开提出:“让无钱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让有理的当事人打得赢官司”,这中间“有理”就是带有实体乃至道德色彩的名字,这句话足以让基层法官背上沉重的包袱,也与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取向相矛盾。

  近年来,法院系统提出了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从宏观上来说,这种提法固然有一定道理,司法活动当然是为民众服务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为民”?司法界的一些行政领导一说到为民就强调法官如何深入群众,如何“亲民”,说到底是转而强调法官的社会化而忽略职业化。笔者认为司法“为民”本质在于构建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法官独立裁判的机制,保持法官与社会的适度距离,并由此保证法官公正与中立地裁判案件,为民众平等地提供司法保护。片面强调法官“为民”的表象最终将使法官重回大众化时代,并丧失法官职业化的基础。

  (七)法官经济保障不力

  为了保证独立审判,保障法官的廉洁公正,国外普遍实行法官的经济保障。如汉密尔顿所说:“最有助于维护独立审判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27?这一制度包括:(1)高薪制。如英国大法官的年薪高于首相,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薪金与内阁总理大臣、国会两院议长相等。(2)工资收入不得减少制度。如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行为端正,得继续任职,并应在规定期间内得到他们的服务报酬,该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3)优厚的退休金。国外法律一般都规定法官在退休以后,应获得优厚的退休金。如《日本恩给法》第60条规定:法官退休时,应获得优厚的待遇。

  但是,我国基层法院的经费却严重依赖于地方,在财力薄弱的广大地区,法官待遇偏低,有的甚至还不能按期领到足额的工资。一些法官经济困难,交通、通讯工具落后,办公与审判条件很差,法官工作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生活十分清贫。许多基层法官是在凭思想觉悟工作。法官缺乏保障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让法官体面地生活。

  虽然西方法律传统认为,法官首先不是一个谋生的行当,但在我国基层法院,法官却首先是一个谋生的职业。在这种环境之下,司法公正当然会受到影响,至少从整体上可以这样说。经济条件的低水平,使法官难以树立职业自豪感,削弱了法官面对各种利益诱惑的自律能力,不但难以吸收优秀人才进入法官队伍,也严重影响了现有法官队伍的稳定,这是近年来法院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困境在其他诸多方面也有体现。

  三、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的出路与前景

  通过对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明确,制度因素是影响法官职业化改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理念的变革需要制度的回应与强化。有位法官曾著文说:“提高法官素质,实现法官职业化之路向在于正确的制度建设。提高法官的选任标准并相应的提高法官待遇;司法独立体制的构建并由此给予一个法官的尊荣与自重;独立裁判与法官义务的紧密结合;法官同质化所营建起来的职业道德准则的坚持;用以养廉的高薪与优厚的职业保障,是西方法治国家确保法官素质与司法清廉的经验之举”。?28?他还说:“职业化法官是社会制度的产品,社会所付出的成本与生成的产品质量化宏观上来说总是成正比的。法官的职业化进程,并无特别的捷径可走,国家不支付必要的社会成本,而仅仅借助法院内部制度的改革来推进法官职业化终究是一条死路”。?29?

  虽然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改革应当以矢志不移地追求现代化与制度型变革作为目标。但是改革的出路也尽可能地注重有效地利用我国的传统资源。从现实的意义来说,基层法院的职业化改革应秉承冷静、从容的渐进型改革的理念。因为“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30?从政治学原理来看,法院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最终成功依托于整个政治体制的相应完善,因此必将困难重重。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民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行动过急,容易导致那些自身权益和权力受到潜在或直接威胁的特定阶层的抗拒,从而使改革功亏一篑。当然,行动也不可过缓。体制改革的过度滞后,将会影响现有的内部改革成果,使人们丧失信心,改革也将功亏一篑。

  就基层法官职业化改革涉及到的体制问题来说,一方面,我们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领导是包括司法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原则,因此共产党是法官职业化改革进程中一种最为重要的推动型力量;另一方面,从现实角度来看,不少人(包括法院内部的一些人员)往往将司法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表象性地归责于司法机关本身,认为主要是法官本身的素质太差所致,并要求加强对法官的控制与监督(许多违反司法品质的监督机制正是借此出台的),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党和政府,企盼通过这种方式干净利索地把中国法官调整到职业化与现代化的状态。然而如此又必然会强化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和控制,而权威主体权力触角伸得过长,又恰恰是实践中司法不独立进而产生腐败现象的主要根源。因此,中国基层法官职业化的实现,一方面,必须减少权威主体对司法活动的干预和控制,另一方面又要发挥权威主体对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关乎中国法官制度成功与否的关键。

  从当代实际情况来看,合理限定和规范权威主体在法院与法官改革中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方式,防止出现权威过大异化而扼制法官职业化改革是首先要注意的问题。要把党的权威置于宪法和法律权威的支配之下,确保其活动依法进行,改变党亲自插手、抓办案件(如各级政法委的工作范围)的习惯做法,使党的作用方式主要体现在为司法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和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概括而言,笔者认为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要走出困境,应当从以下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

  (一)司法独立体制的构建

  1、司法的外部独立

  这主要涉及到司法权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正确定位。司法独立的体制构建后,法官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不应受到其他干预。所以,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个案监督、来自政治组织的个案干预以及来自政府、社会的非制度性干预均应杜绝。

  首先,就人民代表大会与司法的关系定位来讲,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制约法院的司法活动。具体可通过任免法院审判员、庭长、院长等形式进行;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的这种监督、制约应当有明确的行使条件和运作限度,关键一点是不能侵犯法官的独立审判活动。就此来说,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违背司法权的品质,对法官正在审判中的案件实行所谓的个案监督。

  个案监督是对司法权的非理性干预,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来说,将“根据其长期钻研,谙熟法律而被选任为法官者的判决交由缺乏这种条件的人来修改与节制”是不合理的;?31?另外,人民代表大会对个案的监督处理程序显然不如司法程序具有正当性与公平性;况且个案监督中直接介入案件裁判的做法超越了立法机关的职能,违反了立法一般只就普遍问题作出抽象适用的规则的原理,有损于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中外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监督的重心在于,落实对法官违纪违法行为的监督,有效地利用其对法官包括法院院长、庭长的任免权,而不是在宪法的规定之外,寻找个案监督之类的其他监督方式。

  从法院内部来说,应当首先排除个案监督这一有违司法品质的举措,而不能如以前一样一面宣传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化,而另一面又不时地出台违反司法权基本规则的一些规定。比如1998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规定“为了使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系统了解法院工作情况,理解和支持法院工作,人民法院召开重要工作会议和审判工作会议,应当邀请人大常委会及其有关专门委员会出席、指导;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报送法院发布的文件、简报、报告等有关材料。重要文件应送发至人大常委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按期向人大代表赠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有关刊物,刊印法院工作重大事项通报,随时向人大代表传达。重大疑难案件的情况,必要时也可以主动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并听取意见。”这一规定出台后,基层法官裁判案件所受的干预明显增加,人大对具体个案在裁判过程中“督办”的情况司空见惯,基层法官的职业地位受到严重冲击。更何况人大代表的选举程序在实践中有扭曲,人大代表基于私利或亲情行使个案监督权的现象不可忽视。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的实现必须摆脱这一桎梏。

  第二,对党与司法的关系应予合理界定,并从政治体制上予以理顺。一方面,在现有政体下,司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应对此作出正确的理解,改变党、政、法不分的局面,实现从实用化、非专业化的司法领导方式向理性化、专业化的司法领导方式的转变,由传统的党的有关部门如政法委直接介入或代替法院行使司法权转变为让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党主要依靠提请立法等手段作为杠杆,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否则,仍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一些基层党政领导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打着党的领导的名义随意干涉司法与法官独立裁判的情况,使地方法院成为地方的法院。

  因此,对于党的领导应理解为党中央的领导,而不是每个地方党委的领导。即法院与法官的管理同市、县级党委脱钩,转而由中央领导。当然,这种领导是政治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法院与法官制约着地方权力,捍卫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完整。

  第三,关于司法与政府的关系。在现行的体制框架下,政府本不具备超越法院的地方与权威。但由于政府有控制司法经费与人事管理的权力,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时有干预法官独立裁判的行为,这于法于理相悖。为保证法院独立裁判,可将基层法院的经费管理由省级政府统一负担,并于每个年初作出预算,报省级人大审查。基层法官的人事管理则统一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进行,以割断地方政府对法官的不当干预。

  2、司法的内部独立。

  法官内部独立的过程,其实是司法去行政化的过程。首先,在同一基层法院应保证法官的独立裁判地位。具体来说,对法官内部管理机制与司法权运行模式要作出大的调整与改革,改变法院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交叉、混淆,辅助人员数量膨胀,法官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多于职业化的本职工作的格局。保证法官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中,而把司法行政、后勤保障等工作交由其他职业人员,如法院行政主管及行政人员、法官助理、特聘的调解人员、速记员、秘书、法警、技术人员等去完成。同时对法官彻底摆脱参照公务员的管理模式,以前文所述由省级以上人大机构管理,而其他职业人员由法官决定录聘并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并且在待遇上有较大的差别。

  在基层法官内部管理制度上,要保障法官独立自主地行使审判全权,法官只对法律负责。法官在案件裁判过程应免受内部各种组织和行政领导的指示的约束,对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实体处理、文书审核均由法官决定。非经法定程序,本院行政领导及其他人员不能擅自评价与否决生效判决。要改变司法改革中的怪现象,即名义上法官独立审判而实质上依然要请示汇报的两张皮的情形(这在许多基层法院很为普遍)。

  其次,在不同级别的法院之间要相互独立。按照司法权的属性,处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上下级法院只是在裁判案件安排上的不同,上级法院不得为了特定目的提前介入下级法院正在处理的具体案件,废除中、高级与最高法院所设置的指导组,废止个案请示制度。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人员任命不得协管,但上级法院可以从下级法院中选任法官。上级法院不得对下级法院开展所谓的检查、评比,不得对下级法院的裁判案件从微观(即个案)或宏观上进行评价(除上诉案件在裁判文书中需作出外)。

  (二)法官遴选与培训制度的职业化取向

  法官承担着输送公平与正义的神圣责任。因此,担任法官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包括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良好的品行操守,良好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较强的法律工作经验以及与法律职业特性相符的同质化思维模式与分析判断模式。当然,社会对于不同层次的法官有着不同的要求,因为在审级制度设计中,越接近基层的法院就越满足于私人目的,越注重个案的细节和事实问题;越接近上层,就越满足于公共目的,越注重于制定规则和进行政策性衡平的功能。

  因而,对于基层法官来说,担任法官必须经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具有一定年限的法律工作经验(如担任过律师、检察官、法官助理或在其他部门从事过法律工作),并且符合上述条件的人还必须经过法定的遴选程序,由法官选任委员会(组成人员前文已述)对候选人进行审查甚至听证,听取社会民众、法律专家对于候选人的专业、职业、人品、能力等综合水准的评价。之后由省级人大对选任委员会所提供的名单进行筛选,择优选择任命为基层法官。当然,这种严格的遴选制度与程序建立之前,法官的职业保障与法官的高薪制应当先行确立,以保证法官职业具有充分的社会吸引力与职业尊荣。

  这种职业化的法官遴选机制与程序确立后,可以预见的是基层法官的同质化将会逐渐形成。但随之而来的将会引发与社会化的冲突,并引发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村地区民众的困惑与不安。对此,我认为应在现行法官的基础上考虑人员的分层。设立类似香港地区的小额债务法庭式的准司法机构,适用快捷方便的程序处理家长里短式的小纠纷,供职于这种机构的准法官可以是有威望而略通法律的长者,也可是民众选举产生的低中层法律人才。他们处理纠纷不用适用严格的诉讼程序和职业化的刻板庭审模式;他们处理案件的根据除了法律规范外还夹杂着大量的常理和生活经验。对于这类准司法人员,有着3-4年的任期,往往由辖区居民选举产生。彻底的职业化并不必要,最需要的是正常人的常情常理和公正理念。当然这些人应像英国的治安法官那样接受一定的法律培训。在他们的工作领域里,他们也仍然是社会精英,虽然未必是职业化的司法精英。

  法官的继续教育,在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中国法官的职业化基础实际上是在不断变化的。法官从法学院毕业分配时可能是同质的,但事隔几年之后,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就发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差异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不断进行的司法改革相关,它取决于法官个人是否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信息。司法统一这样重大的课题,中国法院习惯于用请示汇报这样的行政手段去统一,而通过对法官的继续教育使法官的大脑实现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统一。

  因而,建立符合职业化特点的法官培训制度应当改革现行的以法律知识教育为主的框架,转而注重法官从事法律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素质的培养,?32?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抽象与经验相统一、同一性与复合性相统一、专业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培训的内容:一是法官基本职业素质方面的内容,目的是使法官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时,能够在掌握法律知识、熟悉法律条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与掌握法律条文背后的精神与价值取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道德与传统等背景,培养法官传播法律精神与信仰,促进民主与法治,维护自由、正义与秩序,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的基本素质。二是职业思维训练方面的内容,目的在于使法官通过专门的思维方式训练,形成法律思维模式,并最终促进同质化的形成。对于法官来讲,思维方式甚至比他们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因为专业知识一般是有据可查的,而思维方式是靠长期专门训练而成的。三是司法技能方面的内容,目的是使法官通过学习能够迅速地掌握司法的专门技术与技巧,以保持良好的司法传统的继承。因为基层法官面对的是社会普通民众,司法经验的积累等尤为重要。

  (三)法官独立的制度与物质的支持

  1、制度的支持

  除本文已论述的法官任免程序的改革外,未来中国的法官任职原则上应为终身制和不可更换制,法官一经任用,便享有豁免权,非因犯罪、严重违法、职务上的严重渎职行为以及达到法官退休年龄等因素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和非法定程序被随意免职、降职或处分。即便要对法官进行惩戒或处分,也应由专门设立的由法官(非法院行政领导)及其他相关部门(如司法部代表、全国或省级律师协会代表)的人士所组成的法官纪律惩戒委员会依司法性质的程序来决定,并赋予法官充分的申辩权,确保法官无需担心因忠实执行法律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当影响。

  要规范法院内部监督机制,不得在法律所规定的监督机制之外,另行建立对法官“不信任”的监督机制,彻底摒弃“错案追究制”与“案件评查制”。因为案件评查制对于确有违纪甚至犯罪问题的法官,并不能起到设计者所预期的效果。对于个别贪赃枉法的法官,这种评查未必能起到有效制约作用,反倒为其逃脱纪检监督甚至刑事责任提供了挡箭牌。评查制对其行为无法产生有效扭转效应,起不到设计者预先想象的成效。相反,对于忠实执行法律的法官,它却足以成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位大法官曾说,法律应当保证法官敢于做出不受欢迎的判决。在利益多元化与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情况下,忠实地执行法律也时常会引发强大的社会压力。在制度安排上不应由法官个人来承担这种压力,而应由整个法官群体和整个制度来回应和化解。案件评查制从制度设计上看,实际上强调由法官个人承担社会压力,这显然有失公正。我们不能一边要求法官对于法律保持忠诚,而一边又不时让法官个人来支付制度成本。不然,待遇本已十分低下的法官职业将更会失去吸引力,甚至导致法院现有的人才流失。而一个留不住人才的机构,不可能造就优秀的职业群体。?33?

  并且,案件评查制也不可能消除社会舆论对于司法公正的疑虑。法院内部将改判案件与发回重审案件定错,不仅不能消除当事人与民众的疑虑,反而会加重这种疑虑。因为在这一制度下,民众有充分的想象空间,既然法院自己都定了错,那么法院的裁判肯定是不公正的。存在这么多“错案”,司法有什么公正性与权威可言。

  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社会付出成本。当事人一方选择司法作为解决纠纷的途径,就要做有理(但无证据)也可能败诉的心理准备,并且接受纠纷的最终裁决,而不能无休止的怀疑一切。我们的法院本应对社会民众进行这些宣传,缓解法官的社会压力。让民众清楚,一个社会一旦选择司法作为实现公平公正的途径,就要承认司法公正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容忍司法的局部“不公正”,从对个案的热衷中转移出来,给法院创造一个宽松、理性的实现司法公正的环境。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建立这种评查制度,强化社会舆论对于司法公正的疑虑,增加实现司法公正的成本。因此要彻底摒弃“错案追究制”与“案件评查制”。

  2、物质上的保障

  建立法官高薪制和退休制。说到法官高薪,又会涉及到法官素质问题。对于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有人认为是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所致,国家不宜在这种情形下先行提高法官待遇。然而,从大量基层法院情况的实际分析来看,司法腐败的主要成因在于法官的不独立、缺乏职业认同感以及待遇低下等因素。要消除这种现象,一要构建司法独立体制,二要提高法官待遇。

  事实上,一个优良制度的建立需要社会付出先期成本。要培养一批职业法官也是如此。否则法官素质永远也无法得到提高。前几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对外招考法官,但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这说明我国现在连最高法院的吸引力都不大。优秀人才不愿进入法院,法院优秀人才却不断流出法院。长此下去,法官的整体素质如何提高?

  所以,要促进法官职业化,首先应当提高待遇。哪怕是现有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通过提高待遇,将法官逐步分化,将低素质的逐渐淘汰,并将分化结果转化为一种制度,而制度的建立又将为法官待遇的提高提供忠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动态提高的过程。法官待遇提高后,就会产生一种品质上的自我净化和提升的机制。经过不断的循环之后,现有法官的素质就会得到提升,从而又能吸引优秀的人才进来。

  构建法官的高薪制度,保证法官的薪金逐步成倍高于检察官与政府公务员,法官退休后亦享有丰厚的退休金保障。此外,法官的办公用房、住房等方面也应有充分的保障,对于薪金则应当率先提高。

  当然,法官待遇的改善应同时启动法官选拔制度,法官职业准入制度的改革。通过这一系列制度的确立和保障,以使法官获得职业尊荣感和精神支撑。

  (四)法官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与道德约束机制的建立

  在司法独立与法官独立的框架下,基层法官的个性在裁判过程中起着比上级法院更多的作用,因而对法官的行为营建道德约束机制是必需的。在法官的道德约束模式上,历来有不同的思路:

  一种思路是取消法官个性的发挥空间,从一般法正义直接推演出个别法正义,法官只起着一个传送带、传声筒的作用,从而使其失去作恶的可能。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基于两个条件,一是立法者是完人,二是司法者是机器。但事实上,立法者既无完美的理性可以认识和预测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也没有完美的工具可以表达和实现他们愿意表达和实现的一切。当立法者的意思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下来的时候,就意味着它的局限性的存在。因此,立法者的有限理性、语言等运用工具的局限性与生活本身的生生不息,必须在法律中留下印迹:如法律空白、法律冲突等等。此外,法官也不是机器,而是进行着司法实践的法律人。法律条文不变成一潭死水,而是活生生地解决人类现实生活中永无止息的纠争,最重要的前提是,它必须能配合和适应人类各种不同的需要,而此前提有待成立的必要条件就是法官的态度。因而,企图通过立法来消除法官作恶的思路是不现实的。

  第二种思路是当下法院采取的对法官个性施加外在的监控,使其不敢作恶,重法治吏。这种方法带有浓厚的行政甚至专政色彩,不是法治社会所能持久的模式。况且在实际的运行中往往易造成司法的不独立,掩盖司法的其他社会功能,并难以有效避免司法权运用的消极懈怠的不良后果,最终无法实现保障秩序,实现权利的目的。

因而本人认为营建良好的法官道德体系,上述二种方式均不可取,真正的出路应当完善法官保障制度,确保法官独立、高薪的基础上形成法官以及法律共同体的职业道德准则,这种道德准则是基于同质化所产生,并在法律共同体之间产生广泛的自律作用与他律作用。加上适当的外在措施,如法官的终身制、较高的政治待遇与经济收入,将使法官自觉产生职业道德上的升华,自觉抵制不良现象,维护司法职业道德的纯洁性。与此同时,建立符合司法品质的法官惩戒制度,通过外在力量使法官保持审慎与理性,保持其廉洁的操守。

  毫无疑问,本文所述改革的出路与前景均立足于制度变革的层面,这些变革有宪政层面的,也有组织法层面以及技术层面的。而中国的司法改革目前异常艰难的原因,正在于制度变革的过度滞后,这正是司法权实际运作方式传统化而外在宣传的现代化(即人们常说的内外二张皮现象)的真正原因,理念与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导致中国的司法在新世纪初便充斥着茫然与无奈。法官职业化改革的难点不在于现有法官的素质如何低下、司法腐败的现象如何严重,而在于政治体制上的僵化与陈旧。而这一点,最高法院历来忌讳或故意含糊其词。但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最高法院又时时以现代司法理念为标准来规范法官行为与司法活动。

  这种大背景下基本条件的匮乏与具体技术层面上的现代化产生了强大的冲突,使基层法院与法官的处境颇为尴尬。在制度变革启动滞后的情况下,法院系统所推行的种种改革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在加重法院与法官的负担,使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的问题更加复杂化。更何况名目繁多的各种改革举措当中还有不少与司法品质并不相符。比如司法公正与独立司法的问题,各级法院都要求(最高法院的职业道德准则也是如此规定的)法官独立审判,但当法院在体制上都未独立时,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如何做到独立(还不说法院内部的行政化模式)?让法官个体承受如此不合实际的责任是否适当?这样说并非笔者反对法官独立,相反笔者是法官独立的坚定支持者,只是我认为改革应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注重现实。

  因此,在司法体制尚无重大变革的情形下,基层法院的职业化改革应充分考虑法院与法官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功能以及中国的国情等等,审慎地推进。对于法院本身来说:一是要清理法院内部的各项改革规定,使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但明显缺乏体制支持暂时无法实现的要缓行,如行政审判中的单方接触,由于体制原因,行政首长与法官单方接触的情形非法官所能决定,应暂缓执行;与司法权性质不相符的应及时废除,如错案追究制度和案件评查制与司法品性相悖,且有损法官心理素质的培养,要予以废止;二是要改革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完善审判长选任制,并在现有体制下尽量提高审判长待遇;三是提高法官待遇,改善法官裁判的内部环境;四是完善从下级法官中选拔上级法官的公开公平的程序;五是坚持法官培训制度,提高法官业务技能与职业道德水准;六是寻求影响权力群体的力量,积极促进体制改革的启动。

结 语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价值多元化阶段。

  西方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转型。西方社会转型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近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在这个分离过程中,现代西方法治秩序得以构建,包括法官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形成,法制统一完成,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与行政权,法官职业成为一种中性职业沟通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法官职业群体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统治者的工具转而成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独立阶层。现代社会,随着法官职业的技术性日益增强,法官在社会中的合法性的基础依赖于社会民众对法官职业的尊重和信赖,而不是国家的威权或皇帝的意志。

  多年以来,中国法官沦为一种政治的标签与工具、缺乏个性的依附者。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司法改革后,法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法官成为民众关注的一个职业,社会对法官职业的预期大为提高。最高法院的改革也从法律技术层面上升到法官制度的层面,并最终以法官职业化改革作为注脚。

  在职业化改革中,众多基层法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企图在现有体制下寻求突破或演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权力结构中法院仅是弱小甚至边缘化的一极,政治制度设计的缺陷法官与法院自身无法逾越。李慧娟、王亚光、莫兆军等等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本。

  但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中国法官的职业化改革已经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改革的破冰之举在于制度的变革,但是在一代甚至几代法律人的奋斗与努力下,目标终究会达到!

注释:

  ?1?参见鲁振纲、裘春华:《论我国法官职业化发展道路的选择》,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3期,第39页。

  ?2?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3?参见肖扬:《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稳步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

  ?4?参见中国法官网·法律思想·司法制度研究:《法官职业化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法官职业化专家论坛”》。

  ?5?参见刘西菁:《司法经验与智慧是裁判文书的灵魂》?载《人民法院报·法治时代》2003年2月17日第3版。

  ?6?参见前引?4?。

  ?7?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8页。

  ?8?参见前引?4?。

  ?9?参见黄冬松:《永恒的理性之光》,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23日第4版。

  ?10?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第98页。

  ?11?转引自李红海:《作为司法技艺的普通法》,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9月22日B3版。

  ?12?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13?参见容冰:《美国法官漫谈》,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24日B1版。

  ?14?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司法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5?西方法治成功的经验说明,司法的公正来自于司法的独立(其核心是法官独立),司法独立离不开法官职业群体的推动。“独立的司法是离不开一个高素质和有力的司法群体的,这是抗衡其他社会力量影响的前提条件,否则所谓独立云云,充其量是舞台上的道具,看起来煞有其事,在实际生活中却兑不了现。”“法治社会成功的经验表明,法律家集团的力量来源于它内在的统一和内部的团结,而统一与团结并不是因为组成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出身一致,而是由于知识背景、训练方法以及职业利益的一致。”参见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16?参见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页。

  ?17?转引自刘宗坤:《诸神时代的智者——马克思·韦伯》,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18?参见贺卫方:《论司法权威与司法改革》,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9?季卫东:《法律职业的地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20?参见刘西菁:《案件评查制与法官职业化》,载《中国——荷兰司法合作项目: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比较研讨会论文集》。

  ?21?参见许前飞:《再论中国法官的素质》,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1期。

  ?22?参见前引?20?

  ?23?参见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06页。

  ?2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载《最高人民法院报》2000年第5期。

  ?25?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

  ?26?参见贺卫方:《为什么法官当律师的多,律师当法官的少》,载《中国法官网·法律思想》。

  ?27?参见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06页。

  ?28?参见前引?20?。

  ?29?参见前引?20?。

  ?30?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31?参见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08页。

  ?32?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

  ?33?参见前引?4?。

参考文献:

  ?1?汪太贤著:《西方法治主义的源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汉密尔顿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版。

  ?4?《人民司法》编辑部编:《中国司法改革十个热点问题》,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张宏生、谷春林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梁治平编:《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约翰·罗尔斯著:《法律与道德》,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9?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法1997年版。

  ?11?宋冰编:《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苏一星著:《西方法律思想发展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2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丹宁勋爵著:《法律的训诫》,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5?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16?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7?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司法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8?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0?刘宗坤著:《诸神时代的智者——马克思·韦伯》,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1?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致 谢

  光阴荏苒,转眼就到了毕业之际,在湘潭大学学习的三年期间,程燎原、赵明、邱兴隆、胡平仁、孙长永、黄扬波等诸位老师给了我莫大的教诲和关怀,令人感激。

  尤其是在本文的构思、写作和定稿的过程中,导师汪太贤教授对我进行了悉心的指导。导师坦荡的人品、严谨务实的学者风范,令我敬仰。没有导师不遗余力的指点和支持,本文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先生刘西菁,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是他积极为我收集、查找资料并多次就本文焦点问题和我进行激烈的争论并探讨,从而使得本文的写作得以顺利的完成。
责任编辑:岳麓区人民法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