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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立法之思考
作者:刘开来  发布时间:2006-05-23 10:04:32 打印 字号: | |
  内容摘要:

  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断攀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刑事法律界所关注。如何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国家立法机关通过制订、完善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关法律制度,则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环节。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应当借鉴国际社会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立法的成熟经验,在实体上,修改或者补充刑法,建立专门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律规范体系;在程序上,修改刑事诉讼法,设立适用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上,进一步强化、完善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及其治理的综合性立法;在司法体制上,确立少年法庭体制。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立法

  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断攀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不仅如此,未成年人犯罪不断呈现年龄低龄化、方式团伙化、手段成人化、智能化之势。从犯罪类型而言,则主要集中在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对公民日常生活造成较大干扰的常发性犯罪上,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正因为如此,2004年先后举办的“北京妇女发展、儿童成长论坛”及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都将青少年犯罪列为当前严重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何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从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刑事法律界关注的焦点,日受重视。但是,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国家立法机关通过制订、完善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关法律制度,社会各界依据完善的法律制度来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则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环节。与国际社会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立法相比较,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为此,笔者试就这一问题作一肤浅的探讨,以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有所裨益。

  一、国际社会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立法概况

  国际社会中,尽管有着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法律制度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或本质的区别,但视少年儿童为国家、民族、社会的希望和未来,则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无不想方设法,采取种种措施包括制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来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通观国际社会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法律制度,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一)美国的《少年法庭法》

  关于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最早的应属早在100多年前美国伊利诺斯州1899年4月制订的《少年法庭法》。该法虽仅21条,但就内容而言,既有实体法的规定,又有程序法的规定,具体包括少年法庭的设置、管辖范围、审理程序,以及对违法犯罪少年的处理、监护、保护措施、教养等各人方面。同年7月,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市根据《少年法庭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治理与对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治理区分开来。之后,美国各州纷纷制订了各自的少年法庭法,而且,瑞典、西班牙、意大利、芬兰等欧洲国家也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与治理制订了各自的少年法。尤其是德国,1908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1923年则专门制订了《少年刑法》,从而使得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治理独成体系,并日益趋于成熟。

  尤应值得提出的是,美国的少年法庭不仅管辖实施了违法犯罪或者不良行为的少年,而且管辖“失去抚养,被遗弃的少年儿童”及“无人照管,需要监督的少年”。所谓“失去抚养,被遗弃的儿童”,根据《少年法庭法》第1条第2款规定,是指穷困的,无家可归的,或者被遗弃的;依靠救济生活的;没有家长的适当照管或监护的;经常乞讨或者接受施舍的;同名声败坏的家庭或者同腐化堕落的人一起生活的;8岁以下叫卖兜售物品或沿街演唱歌曲,演奏乐器或者从事任何公共娱乐活动的,等等。对于这些“失去抚养,被遗弃的少年儿童”及“无人照管,需要监督的少年”,《少年法庭法》规定少年法庭采取集中处理的措施。这些集中处理的措施为:第一,将无人抚养或者被遗弃的少年儿童适合的州立机构照管;第二,送交某个名声好的公民照管; 第三,送交某个学校或者工农劳作学校照管;第四,送交某个愿意接受的社会团体照管。这些针对特定的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措施,无疑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减少社会闲杂人员的滋生,从而对在源头上预防、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增多,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这种对于失去照管、监护的少年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不失为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有效措施,为不少国家所采用。

  (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1985年8月到9月联合国第40届大会核准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成为一项国际性法律文件,因该文件是1984年5月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青少年犯罪司法》专题专家会议上研究、修改、定稿的,又称为《北京规则》。该规则分为总则、调查和检控、审判和处理、非监禁待遇、研究、规划、政策制订和评价6部分,计30条并附带解释说明。《北京规则》在广泛吸取世界多数未成年人犯罪之司法经验基础上,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以及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方法的适用作了有益的探索。规则基于未成年人身心还尚未成熟,易受到伤害的特性,立足于把少年同成人明确分开的原则,要求建立一个具有专门业务、工作人员和服务等的完全独立的系统结构,专司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治理、预防与保护。如《北京规则》第2部分调查和检控第12条就明确规定:“为了圆满地履行其职责,经常或专门同少年打交道的警官或主要从事防止少年犯罪的警官应接受专门的知识和训练。在大城市里,应为此目的设立特种警察小组。”至于少年犯罪的审判,则更要求具有专门的少年审判机构专司少年刑事审判。在我国,虽然未在法律上设置专门的少年司法包括少年刑事司法机构及其有关制度,但基于《北京规则》关于“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与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要求,在少年司法尤其是少年刑事司法中,对少年违法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就少年法庭的设立及少年犯罪审判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如审理机构的相对专门化,特邀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采取寓教于审、适时加访、司法“一条龙”、综合治理等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预防与治理,从而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系统、独立与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规则》

  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处理大会通过的《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规则》是一部国际性少年司法的法律文件。由于它是在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安全研究与进修中心”召开的专家会议讨论、研究、修改、定稿的,故又称《利雅得准则》。准则确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标准,并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延伸至冲突前阶段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之前的阶段,同时还规定了一整套为了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标准的措施,包括提供具有启迪意义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概念框架,对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区分,以及违法犯罪行为后果的承担等。此外,还界定了少年犯罪和预防少年犯罪的内容、范围和做法。

  在少年司法工作中,《利雅得准则》要求采取渐进的着眼于儿童的方针,把从儿童成长发展的角度来解决预防少年犯罪问题作为少年司法这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突出强调:预防少年违法犯罪乃是社会预防犯罪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有效地而成功地预防少年违法犯罪,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预防少年违法犯罪不仅要依靠社区组织,而且要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其中良好的家庭环境更为直接。如此等等,无疑大大扩大了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空间,而未将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这一系统工程仅仅限制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后的司法这一有限的过程内。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立法之不足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之立法,当然始于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但有关专门性立法,则在20余年之后的1999年。该年6月28日,我国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其不仅规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方针、原则,而且具体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司法部门等预防犯罪主体的职责、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为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的犯罪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保护。但是,相对于早在100多年前就开始进行少年违法犯罪研究与立法的欧美国家来说,在该领域还尚处于萌芽和探索阶段,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从实体上讲,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设立刑事实体法律制度

  我们知道,故意犯罪,作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而构成的犯罪,其是基于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后果的认识,而在自己的意图因素即希望或者放任下发生的。过失犯罪,作为应当预防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而构成的犯罪,其也离不开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判决能力。具有必要的认识能力、判决能力、意志能力乃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因为,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都要求行为人具有必要的认识能力、判决能力、意志能力。没有这种必要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意志能力,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从而也就不能承担所谓的刑事责任。这样,认识能力、判决能力、意志能力的阶段性差异,乃应在刑事犯罪的构成条件及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中得以体现。但是,通观我国刑法的所有规定,在构罪上,除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限制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等8种罪之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区别;在量刑上,则除对未成年人规定不能适用死刑,以及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外,也再无其他特别规定。即在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犯罪形态及其认定,以及刑罚适用种类(死刑除外)和累犯、自首、立功、数罪并罚、缓刑、减刑、假释、时效等刑罚的具体运用制度,都未作任何区分。这种在犯罪的认定上,对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不加什么区别,即严格以《刑法》为标准为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可以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但却制约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积极主动性,不利于及时地发现邪恶的苗头而防范于未然。至于在量刑上,仅仅规定不能适用死刑,以及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在刑罚具体运用的制度、量刑幅度的规定上,根本不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征、是非认识、判决能力、意志控制能力等与成年人的不同和差异,以至造成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上难以达到通过处罚达到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理想效果,反而还易加重未成年人的心理负担,诱发其对社会的报复心理。目前社会上出现不少的未成年累犯、惯犯,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未成年人因为生理成长、心理发展、体能等方面的特殊性而导致的行为偏差,与成年人在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明确犯罪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犯罪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着未成年人犯罪在所有犯罪之中的特殊性,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与对成年人犯罪的处罚相区别,有着犯罪认识论上的客观基础。何况未成年人还具有较强的可塑性特点。然而,现行刑事实体法律制度,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二)从程序上看,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设置相应的刑事诉讼程序

  如前所述,早在100多年前,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就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状况有别于成年人,违法犯罪后可塑性强等特点,建立与对成年人刑事司法不同的少年司法制度。联合国大会1985年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乃是对国际社会中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充分肯定。但在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只有“人民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员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少年法庭不公开进行”的原则性规定。《刑事诉讼法》也只有少数条文就未成年刑事司法作了有别于成年刑事司法的规定,如第14条第2款关于“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第152条第2款关于“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进行。16岁以上不满18岁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等等。其他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等环节,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与对成年人的刑事司法都没有什么区别,所适用的司法组织、程序、方式都是一样,从而难以适应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需要。

  (三)从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实践过程来看,其着力点通常仅仅放在审判阶段上

  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作为一项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公安、检察、法院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但在有关实践中,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着力点,通常仅放在审判阶段上,以期望通过法庭审理(有的提倡审判延伸,即对未成年犯由审判人员适时回访,巩固审判效果)就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不可否认,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通过寓教于审的方式促使其悔过自新、认罪伏法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是,没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界的有效配合,仍然难以达到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目的。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不断攀升,未成年累犯、惯犯、再犯的屡见不鲜,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其实,未成年人犯罪后,不仅得不到家庭、学校、社会的特别关爱,而且还受到歧视,如被宣告缓刑、免刑或者刑满释放后,没有学校可去学习,没有单位可去上班,就极易“破罐子破摔”,而由“坏小子”演变为“大坏人”,以致重新违法犯罪,从而难以达到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目的。

  (四)从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保护上来看,有关法律条款规定得过于原则、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条款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许多条款规定得过于原则,有的甚至非常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从而难以达到其预期目的。

  例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9条规定:“解除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在该条中,只规定了对解除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不得歧视”,但对于何种行为属于“歧视”,却没有具体规定。“歧视”作为理解范围较大的用语,对之内涵在法律上不作具体界定,在碰到类似情况时,无疑让有关单位和个人逃脱责任。另外,对于解除收容教养、劳动教养以及犯罪被宣告缓刑、免刑或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有关单位和个人如果加以歧视,不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其应承担什么责任,受到什么处罚,也没有相应的规定,以致这一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甚至形同虚设。这样,显然难以通过执行如此的法律规定而达到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立法目的。

  又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其中的“保障”,显然带有概括性、原则性、宣示性的特点。只有有关法律对“如何保障”的规定作了具体的规范,并且对不按有关“保障”的具体规范操作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时,其才具有操作性。但通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款,则无这些具体的规定。这样,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于“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的这一法律规定往往无法落实。如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未能得到法律援助,就是普遍现象。即使在审判阶段,有的未成年人一旦拒绝人民法院为其指定的辩护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这样,无疑就难以“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法律的有关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与之相适应,从而不具有操作性。

  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立法之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之立法,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借鉴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比较成熟的立法经验,在我国20多年来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治理尤其是有关少年法庭设置、少年犯罪审判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在有关未成年人犯预防、治理的立法完善方面,主要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在实体上,修改或者补充刑法,建立专门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律规范体系

  借鉴有关国家关于少年刑事立法的经验,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性不同于成年人,犯罪后具有更强的可塑性等特点,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适用刑罚的种类、适用刑罚的原则以及具体运用制度等中能够与成年人犯罪做出区别规定的内容,就应当做出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并将之单列一章,相对地独成体系。如在未成年犯刑罚适用的规定上,应当废止死罚、罚金、没收财产及剥夺政治权利刑。在对未成年人缓刑适用的设置上,应当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现有的缓刑规定,对未成年犯、成年犯来说,别无二致。司法实践证明,将未成年犯收监关押进行劳动改造的效果,难以达到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不仅如此,还可能因为集中关押致使“交叉感染”、“破罐子破摔”等负面现象出现,从而更不利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预防和治理。另外,在缓刑设置与适用方面,完全将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相等同,也与我国一贯倡导“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及当今世界注重对未成年犯的感化教育,从而在刑罚适用上予以宽宥的发展趋势难以适用。为此,应当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条件适当放宽,规定对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下的未成年犯,根据其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以及家庭教育、生活环境等,适宜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均可适用缓刑。同时,就缓刑考察期间的有关主体、职责、内容进行更为具体的规范,以确保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就达到预防其重新犯罪的个别预防目的。再如,对未成年犯不适用累犯制度,至少对其构成累犯的条件要较成年人更为严格。因为,累犯制度设立的初衷及目的,主要在于严厉打击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难以改造甚至屡教不改的再犯。但是,未成年人由于身心特点的限制,是非认识、辨别、判断能力,以及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都难以甚至无法与成年人相比,即使出现反复,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也不能与成年人的再犯相比,这样,对之适用累犯制度,无疑有悖于累犯制度设立的初衷与目的。还如,对未成年犯非刑罚处理方法的设置上,除现行刑法规定的“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方式外,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可以增加照管、社区公益服务、善行保证、管教协助等非刑罚措施,并将适用非刑罚处理措施的条件适当放宽,以扩大非刑罚处理方法对未成年犯的适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应根据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进行设置,以完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立法,并通过适用,能真正达到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理想目的。

  (二)在程序上,修改刑事诉讼法,设立适用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

  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有别于成年人,有关未成年犯罪的刑事司法较有关成年犯罪的刑事司法来说,无疑有着其特殊性。正因为如此,早在19世纪末以来的1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基于对未成年犯罪刑事司法特殊性的认识,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的特别程序,并不断完善。无论是国际社会中少年法庭乃少年法院的问世,少年司法制度的日益完善,还是我国少年法庭的建立以及在少年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不断探索,都是建立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具有其有别于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程序的特殊性这一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无疑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一种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未成年犯的刑事司法特别程序,根据这一特别程序,对未成年犯进行刑事司法。这一程序应当涉及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直至执行等各个环节。其中尤以具有专门知识的司法机构、特别的诉讼权利及其保障、广泛的犯罪背景调查、简便平缓的司法方式、宽松平和的司法环境、有限制的强制措施等更为重要,在程序设置时更应加以重视。

  (三)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上,进一步强化、完善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及其治理的综合性立法

  如前所述,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项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企图凭借某一机构、某一程序单方面的努力,是无法完成这一系统工程的。这样,必须要求国家通过立法,对于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中的所涉主体,所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滥用有关权利及不履行有关义务的法律后果及其承担,所涉主体行使有关权利、履行有关义务的具体程序、方法及其保障,等等做出系统的、综合的规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各司其责,从而有效发挥各个环节的作用,并集各个环节的有效作用形成方向一致的强大合力,从而达到真正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否则,试图毕其功于一环,最终所看到的必然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日益泛滥,低龄化、暴力化、成人化、团伙化的未成年人犯罪会不断发生,久而久之,不仅危及未成年人个人及其家庭,而且会秧及学校、社会,进而危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对此,不是危言耸听,必须备受高度重视。

  (四)在司法体制上,目前最为紧要的是在立法上确立少年法庭体制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体制,《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提出明确的要求。世界不少国家,尤其是美国、德国早在100多年前就确定自己的少年法庭或少年法院体制,以专司少年司法包括少年违法犯罪的司法。在侦查阶段,《北京规则》第2部分调查和检控等12条都明确规定:“为了圆满地履行其职责,经常或专门同少年打交道的警官或主要从事防止少年犯罪的警官应接受专门的知识和训练。在大城市里,应为此目的设立特种警察小组。”可见,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机构,乃是国际有关少年司法尤其是少年刑事司法的最低要求。在我国,基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要在侦查、起诉、审判乃至执行的各个环节中,单独设立与各个环节相适应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的独立机构,如设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的专门警察、检察官等,还尚不可能。但是,在审判环节,设立独立的少年法庭以专司少年司法尤其是少年刑事司法,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我国20多年的少年法庭建设的探索,已为这一体制在全国的普遍设立,并形成相应的司法规则、程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将其中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经验,上升为法律,使之固定化、普遍化,无疑有助于这一体制的形成,进而逐步实现《北京规则》要求设立独立的少年司法特别是少年刑事司法体制的要求。通过少年法庭制度的运行,待条件进一步成熟时,可以创设独立的少年法院来专司未成年人审判。这一法律制度的设立,必然有助整个少年司法体制及其有关法律制度的不断设立,如促使与少年法院相配套的专业警察、专业检察、专业法律援助等机构的设立,从而形成公、检、法、司相配套的少年司法机构,促使少年实体法、少年程序法、少年矫正法等少年法律制度出台,进而更加有效地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独立少年司法体制,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最低要求,而且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必须尽快竭尽全力加快这一体制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

  总之,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事关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国家无疑要将有关法律制度的设立、完善提到立法、司法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该文曾刊载于《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责任编辑:岳麓区人民法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