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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与制度之间的法官职业化
——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柳晓寒  发布时间:2006-05-23 10:54:12 打印 字号: | |
  柳晓寒?

  论文提要:法治社会中,法律所拥有的权威主要来自于职业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与运用。法官职业化是对法官职业品质的具体要求,法官职业化的特性,主要包括:尊崇法律、专业化、类型化、独立性、消极性、经验化等等。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未形成职业化的法官群体。2002年7月,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但在实践中,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职业化进程却遭遇到了层层阻力,这些阻力既有体制之内的,如法官身份的不确定性、法官管理地方化、法官管理与司法权力的行政化、法官选任的低质化等等;也有体制之外的,如法官职业化与社会化的冲突、法官经济保障不力等等。

  笔者认为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要走出困境,首先,应当构建司法独立体制,它包括司法的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其次,建立符合职业化取向的法官遴选与培训制度;再次,为法官独立提供制度、物质的支持并构建统一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与法官道德约束机制。但在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应充分考虑法院与法官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功能以及中国的国情等等,审慎地推进。特别应当着力于完善法院内部管理机制,改善法官裁判的内部环境,提高法官业务技能与职业道德水准。

  关键词:法官职业化 理念 制度 困境 出路

  法官职业是一种运用系统化的法律知识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技能对纠纷和案件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进行判断,以追求司法公正,服务于社会大众并以此获得制度性个人生活来源为职业目的的中立性专门职业。

  法官职业是法律职业的一种。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法律职业的产生和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完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学自身的发展密不可分。当法律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时,法官职业便应运而生了。法治社会中,法律规则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所拥有的权威、公正以及稳定的生命力都不主要取决于自身内容的规定,而是来自于职业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与运用。?1?倘若没有拥有专业法律知识结构、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以及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公正信仰的法官,再精妙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再优良的法律制度也只是镜花水月。美国法学家梅利曼说:“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人们,对于法律是熟悉的。在我们看来,法官是有修养的伟人,甚至是有父亲般的威严。普通法系中有许多伟大的名字属于法官:科克、曼斯菲尔德、马歇尔、斯托里、霍尔姆斯、布当代斯、卡多佐。普通法系最初创建、形成和发展,正是出自他们的贡献。”?2?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却没有认识到司法权的特性,没有依其固有的品格建立起法律职业化群体。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确立,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法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立法日益发展,法律技术性和专业性越来越高。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卫者和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的法官,权责重大,必须由具备较高素质和专门训练的人来担任。

  2002年7月,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法官职业化的提出,可以说在中国司法史上开了先河。因为我国的职业向来是界限模糊的,在这种传统之下,提出职业化的概念极具现代化意识。它以现代司法理念为背景,涉及司法独立、司法专业化、法官养成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变革。然而,改革是一个制度逐步培育生长的过程,司法实务界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力图在现行体制之下寻求理念与制度更新的支撑点,现在,这一努力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化而迅速提升,但是,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即便是在技术层面上进行的改革,也遇到了诸多观念上的障碍。法官职业化改革的问题,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必须从理念与制度二个维度上来考量。同时,中国基层法院占中国法院数量的80%以上,占有全国法院系统80%的人力资源与财经资源,是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难点与重点,对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本文将以基层法院为切入点,并由此分析与探究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中的问题以及改革的出路。

  一、现代司法理念下的法官职业化

  法官职业化意味着以专门解决社会纠纷和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为其工作的法官所形成的独特的专门知识、技能、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以及专门思维模式的发展趋势。?3?

  当然,法官职业化不是由法官的官方地位决定的,而是由法官工作的性质决定的。首先,其行使的权力重大独特。法官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分辨曲直,扬善除恶,保障人权,制约强权。其次,其作用和功能特殊。法官审理的案件是一般人无法自行解决的较为复杂和严重的问题,他们是社会冲突的最后防卫者、治疗社会弊病的医生、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者,是社会的减压阀。再次,其具有独特的素质要求。司法工作需要独特的知识结构、能力、经验、深厚的法律知识功底,精湛的法律思维方式和丰富的司法经验,?4?需要有高度的道德人品素质。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官是一类必须具备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法官职业拥有共同专业的法律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法律信仰以及独特的职业传统与职业品质。而包含在这些职业品质之中的法官职业化的各种特性,从外在表现与内在要求上来看主要包括:(1)尊崇法律。对法律的尊崇是法官职业司法良知的基点。(2)专业化。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能够正确地解释法律和填补法律的漏洞。法官具有特定的思维方式。法官专业化还包括法官管理的专业化。(3)类型化。法官类型化是指法官职业群体在价值取向、思考方式、行为模式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共同和一致的趋势。(4)独立性。独立性是指法官审判案件具有真正的审理和裁决权,不受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的干涉的内在属性。(5)消极性。法官的消极性是指法官在司法活动中不主动追求诉讼,不受世俗价值的左右,以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法官应避免抛头露面,避免参与行政活动和公益活动;法官不得担任任何可能影响法官中立的其他职务。(6)经验化。法官需要具备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或法律工作经验。英、美等国在法官的选任上就采用“年长加精英”的模式。

  法官职业化的价值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司法公正。法官职业化加速了法官独立的进程。同时,法官职业化的进程培养出一批专业化的职业法官群体,为司法公正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树立司法权威。树立司法权威的核心在于高素质的、精英化的职业法官,通过裁判书的形式向社会宣示公平和正义。职业法官以其职业的本身,引导和确立了司法的权威性。三是提高诉讼效率。司法公正是程序意义上的公正,也就是效率意义上的公正。法官职业化建设,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二、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间内,法官职业处于完全大众化的阶段。1995年《法官法》第一次从形式上把法官从公务员队伍中分离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法官职业大众化的倾向。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总体目标。职业化改革启动以来,基层法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基层法官的专业化水准显著提升,但法官的职业化进程依然遭遇到了层层阻力。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仍存在以下诸多困境:

  (1)法官身份的不确定性。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地方的一个部门,法官被当作普通干部,而不是专业性职业来对待。《法官法》虽对法官身份予以了保障,但由于没有建立明确的法官任期等具体的保障制度,法官的身份经常是处于不确定状态。法官身份在司法机关内部尚停留在理念上,而在司法机关外,连理念都未能确立。法官随时可能因各种理由像公务员一样被免职、降职、调动工作,这种职务的变动没有严格的程序约束。

  (2)法官的正当裁判权利受侵蚀。法官在审判工作中经常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干扰。一些法院的内部改革不仅未能填补这种空白,反倒在进一步削弱法官的职业地位。如有的基层法院推出法官弹劾制度,配偶监督制度、错案追究制度、案件评查制度等,对法官职业化起着逆向推动作用,有的成为了社会干预法官办案的依据与责难法官的工具,法官成为“刀尖上的舞者”。例如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相互独立,它们各自在管辖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互不隶属。设置不同的司法审级的主要目的是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措施;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发挥司法的政策形成机能。但在案件评查制下,法官害怕案件被定为错案,对于自己拿不定主意或虽拿得定主意,但案件涉及“稳定”等事由的案件,事先请示院长、庭长或二审法院。造成主审法官对法院行政领导、初审法官对终审法官的依附关系,削弱了近年来法院实施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的职业化示范作用,特别是使基层法院的独立裁判地位受到冲击,恶化了职业法官成长的生态环境。

  (3)法官管理地方化。司法与立法、行政存在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属性。然而,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把法官视同于公安、监狱、军队等类似的专政工具,让其承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职能,而是一种行政性的或其他非司法的职能,强调法院工作与政治事务和其他“公域”中事务处理的共同性,以至于在确立法院内部权力结构和法官管理体制时,一方面对法官按地方国家行政干部进行管理,实行的是行政干部职务系列等级制;另一方面,坚持实施与行政机关大致相同的领导方式。在这种体制下,基层法院与法官管理的地方化的问题十分突出。基层党政与司法分工不清,党政部门掌控法院的人事权、经济权。法官承担着超越司法之外的事务。

  (4)法官管理与司法权力行政化。一是法官管理行政化。用行政化的模式管理法官,使法官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能不分。法官从事了大量事务性工作,无从专心于审判工作。二是司法权力行政化。法官的任免程序充斥着行政性的色彩,而非专业性。案件审批程序的行政化,法院内部对于案件裁判形成了一套形同行政事务的审批方式。上下级法院之间管理模式的行政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业务指导行政化。

  (5)法官选任低质化。1995年《法官法》实施以前,法官无明确的选任标准和程序,选任方式不科学,没有建立法官任职资格制度,法官没有得到重视,进入法官队伍的门槛很低。对法官的选任程序与法官的培训制度缺乏明确的要求,司法机关缺乏从社会吸收法律精英人才的管道。此外,现行法官选拔机制以及基层法院的职业化改革偏重于法官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忽视对法官司法技能的培育,对其从事法律职业的行为方式与心理健康也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

  (6)法官职业化与社会化的冲突。法官职业化与社会化是一个相对冲突的命题。法律原本是世俗的活动,为了解决人们的纠纷,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系。而法官职业化与法律活动专业化的必然产物是法律活动的程序化,法律行业将拉开与民众的距离,与社会民主产生一定的距离。一方面,民风民俗交织的乡土社会是中国基层法官所处的特殊的社会背景,这种社会体系要求法官的平民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背离法官的职业化取向。另一方面,法律真实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客观真实,这是司法程序化的必然。但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更关注客观真实。这对基层法官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压力。

  (7)法官经济保障不力。为了保证独立审判,保障法官的廉洁公正,国外普遍实行法官的经济保障。如汉密尔顿所说:“最有助于维护独立审判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5?这一制度包括:高薪制;工资收入不得减少制度;优厚的退休金等。但是,我国基层法院的经费却严重依赖于地方,在财力薄弱的广大地区,法官待遇偏低,有的甚至还不能按期领到足额的工资。一些法官经济困难,交通、通讯工具落后,办公与审判条件很差,法官工作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生活十分清贫,许多基层法官是在凭思想觉悟工作。法官缺乏保障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让法官体面地生活。使法官难以树立职业自豪感,削弱了法官面对各种利益诱惑的自律能力,不但难以吸收优秀人才进入法官队伍,也严重影响了现有法官队伍的稳定,这是近年来法院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困境在其他诸多方面也有体现。

  三、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的出路与前景

  制度因素是影响法官职业化改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理念的变革需要制度的回应与强化。有位法官曾著文说:“提高法官素质,实现法官职业化之路在于正确的制度建设。提高法官的选任标准并相应的提高法官待遇;司法独立体制的构建并由此给予一个法官的尊荣与自重;独立裁判与法官义务的紧密结合;法官同质化所营建起来的职业道德准则的坚持;用以养廉的高薪与优厚的职业保障,是西方法治国家确保法官素质与司法清廉的经验之举”。?6?

  他还说:“职业化法官是社会制度的产品,社会所付出的成本与生成的产品质量化宏观上来说总是成正比的。法官的职业化进程,并无特别的捷径可走,国家不支付必要的社会成本,而仅仅借助法院内部制度的改革来推进法官职业化终究是一条死路”。?7?

  虽然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改革应当以矢志不移地追求现代化与制度型变革作为目标。但是改革的出路也尽可能地注重有效地利用我国的传统资源。从现实的意义来说,基层法院的职业化改革应秉承冷静、从容的渐进型改革的理念。因为“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8?从政治学原理来看,法院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最终成功依托于整个政治体制的相应完善,因此必将困难重重。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民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行动过急,容易导致那些自身权益和权力受到潜在或直接威胁的特定阶层的抗拒,从而使改革功亏一篑。当然,行动也不可过缓。体制改革的过度滞后,将会影响现有的内部改革成果,使人们丧失信心,改革也将功亏一篑。

  概括而言,笔者认为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要走出困境,应当从以下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

  (一)司法独立体制的构建

  1、司法的外部独立

  这主要涉及到司法权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正确定位。司法独立的体制构建后,法官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不应受到其他干预。

  首先,就人民代表大会与司法的关系定位来讲,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制约法院的司法活动。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的这种监督、制约应当有明确的行使条件和运作限度,关键的一点是不能侵犯法官的独立审判活动。第二,对党与司法的关系应予合理界定,并从政治体制上予以理顺。一方面,在现有政体下,司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应对此作出正确的理解,改变党、政、法不分的局面,实现从实用化、非专业化的司法领导方式向理性化、专业化的司法领导方式的转变。 

  第三,关于司法与政府的关系。在现行的体制框架下,政府本不具备超越法院的地位与权威。但由于政府有控制司法经费与人事管理的权力,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时有干预法官独立裁判的行为,这于法于理相悖。为保证法院独立裁判,可将基层法院的经费管理由省级政府统一负担,并于每个年初作出预算,报省级人大审查。基层法官的人事管理则统一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进行,以割断地方政府对法官的不当干预。

  2、司法的内部独立。

  法官内部独立的过程,其实是司法去行政化的过程。首先,在同一基层法院应保证法官的独立裁判地位。具体来说,对法官内部管理机制与司法权运行模式要作出大的调整与改革,改变法院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交叉、混淆,辅助人员数量膨胀,法官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多于职业化的本职工作的格局。保证法官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中,而把司法行政、后勤保障等工作交由其他职业人员,如法院行政主管及行政人员、法官助理、特聘的调解人员、速记员、秘书、法警、技术人员等去完成。同时对法官彻底摆脱参照公务员的管理模式,以前文所述由省级以上人大机构管理,而其他职业人员由法官决定录聘并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并且在待遇上有较大的差别。

  在基层法官内部管理制度上,要保障法官独立自主地行使审判全权,法官只对法律负责。法官在案件裁判过程应免受内部各种组织和行政领导的指示的约束,对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实体处理、文书审核均由法官决定。非经法定程序,本院行政领导及其他人员不能擅自评价与否决生效判决。要改变司法改革中的怪现象,即名义上法官独立审判而实质上依然要请示汇报的两张皮的情形(这在许多基层法院很为普遍)。

  其次,在不同级别的法院之间要相互独立。按照司法权的属性,处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上下级法院只是在裁判案件安排上的不同,上级法院不得为了特定目的提前介入下级法院正在处理的具体案件,废除中、高级与最高法院所设置的指导组,废止个案请示制度。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人员任命不得协管,但上级法院可以从下级法院中选任法官。上级法院不得对下级法院开展所谓的检查、评比,不得对下级法院的裁判案件从微观(即个案)或宏观上进行评价(除上诉案件在裁判文书中需作出外)。

  (二)法官遴选与培训制度的职业化取向

  法官承担着输送公平与正义的神圣责任。因此,担任法官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包括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良好的品行操守,良好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较强的法律工作经验以及与法律职业特性相符的同质化思维模式与分析判断模式。当然,社会对于不同层次的法官有着不同的要求,因为在审级制度设计中,越接近基层的法院就越满足于私人目的,越注重个案的细节和事实问题;越接近上层,就越满足于公共目的,越注重于制定规则和进行政策性平衡的功能。

  因而,对于基层法官来说,担任法官必须经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具有一定年限的法律工作经验(如担任过律师、检察官、法官助理或在其他部门从事过法律工作),并且符合上述条件的人还必须经过法定的遴选程序,由法官选任委员会(组成人员前文已述)对候选人进行审查甚至听证,听取社会民众、法律专家对于候选人的专业、职业、人品、能力等综合水准的评价。之后由省级人大对选任委员会所提供的名单进行筛选,择优选择任命为基层法官。当然,这种严格的遴选制度与程序建立之前,法官的职业保障与法官的高薪制应当先行确立,以保证法官职业具有充分的社会吸引力与职业尊荣。

  这种职业化的法官遴选机制与程序确立后,可以预见的是基层法官的同质化将会逐渐形成。但随之而来的将会引发与社会化的冲突,并引发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村地区民众的困惑与不安。对此,我认为应在现行法官的基础上考虑人员的分层。设立类似香港地区的小额债务法庭式的准司法机构,适用快捷方便的程序处理家长里短式的小纠纷,供职于这种机构的准法官可以是有威望而略通法律的长者,也可是民众选举产生的低中层法律人才。他们处理纠纷不用适用严格的诉讼程序和职业化的刻板庭审模式;他们处理案件的根据除了法律规范外还夹杂着大量的常理和生活经验。对于这类准司法人员,有着3—4年的任期,往往由辖区居民选举产生。彻底的职业化并不必要,最需要的是正常人的常情常理和公正理念。当然这些人应像英国的治安法官那样接受一定的法律培训。在他们的工作领域里,他们也仍然是社会精英,虽然未必是职业化的司法精英。

  法官的继续教育,在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中国法官的职业化基础实际上是在不断变化的。法官从法学院毕业分配时可能是同质的,但事隔几年之后,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就发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差异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不断进行的司法改革相关,它取决于法官个人是否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信息。司法统一这样重大的课题,中国法院习惯于用请示汇报这样的行政手段去统一,而通过对法官的继续教育使法官的大脑实现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统一。

  因而,建立符合职业化特点的法官培训制度应当改革现行的以法律知识教育为主的框架,转而注重法官从事法律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素质的培养。?9?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抽象与经验相统一、同一性与复合性相统一、专业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培训的内容:一是法官基本职业素质方面的内容,目的是使法官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时,能够在掌握法律知识、熟悉法律条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与掌握法律条文背后的精神与价值取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道德与传统等背景,培养法官传播法律精神与信仰,促进民主与法治,维护自由、正义与秩序,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的基本素质。二是职业思维训练方面的内容,目的在于使法官通过专门的思维方式训练,形成法律思维模式,并最终促进同质化的形成。对于法官来讲,思维方式甚至比他们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因为专业知识一般是有据可查的,而思维方式是靠长期专门训练而成的。三是司法技能方面的内容,目的是使法官通过学习能够迅速地掌握司法的专门技术与技巧,以保持良好的司法传统的继承。因为基层法官面对的是社会普通民众,司法经验的积累等尤为重要。

  (三)法官独立的制度与物质的支持

  1、制度的支持

  除本文已论述的法官任免程序的改革外,未来中国的法官任职原则上应为终身制和不可更换制,法官一经任用,便享有豁免权,非因犯罪、严重违法、职务上的严重渎职行为以及达到法官退休年龄等因素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和非法定程序被随意免职、降职或处分。即便要对法官进行惩戒或处分,也应由专门设立的由法官(非法院行政领导)及其他相关部门(如司法部代表、全国或省级律师协会代表)的人士所组成的法官纪律惩戒委员会依司法性质的程序来决定,并赋予法官充分的申辩权,确保法官无需担心因忠实执行法律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当影响。

  要规范法院内部监督机制,不得在法律所规定的监督机制之外,另行建立对法官“不信任”的监督机制。

  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位大法官曾说,法律应当保证法官敢于做出不受欢迎的判决。在利益多元化与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情况下,忠实地执行法律也时常会引发强大的社会压力。在制度安排上不应由法官个人来承担这种压力,而应由整个法官群体和整个制度来回应和化解。

  2、物质上的保障

  建立法官高薪制和退休制。说到法官高薪,又会涉及到法官素质问题。对于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有人认为是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所致,国家不宜在这种情形下先行提高法官待遇。然而,从大量基层法院情况的实际分析来看,司法腐败的主要成因在于法官的不独立、缺乏职业认同感以及待遇低下等因素。要消除这种现象,一要落实法院独立审判体制,二要提高法官待遇。

  事实上,一个优良制度的建立需要社会付出先期成本。要培养一批职业法官也是如此。否则法官素质永远也无法得到提高。前几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对外招考法官,但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这说明我国现在连最高法院的吸引力都不大。优秀人才不愿进入法院,法院优秀人才却不断流出法院。长此下去,法官的整体素质如何提高?

  所以,要促进法官职业化,首先应当提高待遇。哪怕是现有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通过提高待遇,将法官逐步分化,将低素质的逐渐淘汰,并将分化结果转化为一种制度,而制度的建立又将为法官待遇的提高提供忠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动态提高的过程。法官待遇提高后,就会产生一种品质上的自我净化和提升的机制。经过不断的循环之后,现有法官的素质就会得到提升,从而又能吸引优秀的人才进来。

  构建法官的高薪制度,保证法官的薪金逐步成倍高于检察官与政府公务员,法官退休后亦享有丰厚的退休金保障。此外,法官的办公用房、住房等方面也应有充分的保障,对于薪金则应当率先提高。

  当然,法官待遇的改善应同时启动法官选拔制度,法官职业准入制度的改革。通过这一系列制度的确立和保障,以使法官获得职业尊荣感和精神支撑。

  (四)法官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与道德约束机制的建立

  在司法独立与法官独立的框架下,基层法官的个性在裁判过程中起着比上级法院更多的作用,因而对法官的行为营建道德约束机制是必需的。在法官的道德约束模式上,历来有不同的思路:

  一种思路是取消法官个性的发挥空间,从一般法正义直接推演出个别法正义,法官只起着一个传送带、传声筒的作用,从而使其失去作恶的可能。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基于两个条件,一是立法者是完人,二是司法者是机器。但事实上,立法者既无完美的理性可以认识和预测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也没有完美的工具可以表达和实现他们愿意表达和实现的一切。当立法者的意思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下来的时候,就意味着它的局限性的存在。因此,立法者的有限理性、语言等运用工具的局限性与生活本身的生生不息,必须在法律中留下印迹:如法律空白、法律冲突等等。此外,法官也不是机器,而是进行着司法实践的法律人。法律条文不变成一潭死水,而活生生地解决人类现实生活中永无止息的纠争,最重要的前提是,它必须能配合和适应人类各种不同的需要,而此前提有待成立的必要条件就是法官的态度。因而,企图通过立法来消除法官作恶的思路是不现实的。

  第二种思路是对法官个性施加外在的监控,使其不敢作恶,重法治吏。这种方法带有浓厚的行政甚至专政色彩,不是法治社会所能持久的模式。况且在实际的运行中往往易造成司法的不独立,掩盖司法的其他社会功能,并难以有效避免司法权运用的消极懈怠的不良后果,最终无法实现保障秩序,实现权利的目的。

  因而本人认为营建良好的法官道德体系,上述二种方式均不可取,真正的出路应当完善法官保障制度,确保法官独立、高薪的基础上形成法官以及法律共同体的职业道德准则,这种道德准则是基于同质化所产生,并在法律共同体之间产生广泛的自律作用与他律作用。加上适当的外在措施,如法官的终身制、较高的政治待遇与经济收入,将使法官自觉产生职业道德上的升华,自觉抵制不良现象,维护司法职业道德的纯洁性。与此同时,建立符合司法品质的法官惩戒制度,通过外在力量使法官保持审慎与理性,保持其廉洁的操守。

  毫无疑问,本文所述改革的出路与前景均立足于制度变革的层面,这些变革有宪政层面的,也有组织法层面以及技术层面的。而中国的司法改革目前异常艰难的原因,正在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过度滞后(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方针,但司法部门至今未具体化),这正是司法权实际运作方式传统化而外在宣传的现代化(即人们常说的内外二张皮现象)的真正原因,理念与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导致中国的司法在新世纪初便充斥着茫然与无奈。法官职业化改革的难点不在于现有法官的素质如何低下、司法腐败的现象如何严重,而在于司法体制上的僵化与陈旧。

  这种大背景下基本条件的匮乏与具体技术层面上的现代化产生了强大的冲突,使基层法院与法官的处境颇为尴尬。在体制改革启动滞后的情况下,法院系统所推行的种种改革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在加重法院与法官的负担,使中国基层法院职业化改革的问题更加复杂化。更何况名目繁多的各种改革举措当中还有不少与司法品质并不相符。比如司法公正与独立司法的问题,各级法院都要求(最高法院的职业道德准则也是如此规定的)法官独立审判,但当法院在体制上都未独立时,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如何做到独立(还不说法院内部的行政化模式)?让法官个体承受如此不合实际的责任是否适当?这样说并非笔者反对法官独立,相反笔者是法官独立的坚定支持者,只是我认为改革应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注重现实。

  因此,在司法体制尚无重大变革的情形下,基层法院的职业化改革应充分考虑法院与法官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功能以及中国的国情等等,审慎地推进。对于法院本身来说:一是要清理法院内部的各项改革规定,使之符合现代司法理念,但明显缺乏体制支持暂时无法实现的要缓行;二是要改革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完善审判长选任制,并在现有体制下尽量提高审判长待遇;三是提高法官待遇,改善法官裁判的内部环境;四是完善从下级法官中选拔上级法官的公开公平的程序;五是坚持法官培训制度,提高法官业务技能与职业道德水准;六是寻求影响权力群体的力量,积极促进体制改革的启动。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价值多元化阶段。西方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转型。西方社会转型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近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在这个分离过程中,现代西方法治秩序得以构建,包括法官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形成,法制统一完成,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与行政权。

  多年以来,中国法官沦为一种政治的标签与工具、缺乏个性的依附者。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司法改革后,法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法官成为民众关注的一个职业,社会对法官职业的预期大为提高。最高法院的改革也从法律技术层面上升到法官制度的层面,并最终以法官职业化改革作为注脚。

  在职业化改革中,众多基层法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企图在现有体制下寻求突破或演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权力结构中法院仅是弱小甚至边缘化的一极,政治体制设计的缺陷法官与法院自身无法逾越。李慧娟、王亚光、莫兆军等等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本。

  但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中国法官的职业化改革已经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改革的破冰之举在于体制的变革,但是在一代甚至几代法律人的奋斗与努力下,目标终究会达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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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丹宁勋爵著:《法律的训诫》,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8?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该文获岳麓区法官协会第二届理论研讨会一等奖)

  ?岳麓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1?参见鲁振纲、裘春华:《论我国法官职业化发展道路的选择》,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3期,第39页。

  ?2?梅利曼著:《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9?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

  ?3?参见中国法官网·法律思想·司法制度研究:《法官职业化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法官职业化专家论坛”》。

  ?4?参见刘西菁:《司法经验与智慧是裁判文书的灵魂》?载《人民法院报·法治时代》2003年2月17日第3版。

  ?5?参见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06页。

  ?6?参见刘西菁:《案件评查制与法官职业化》,载《中国——荷兰司法合作项目: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比较研讨会论文集》。

  ?7?参见前引?6?。

  ?8?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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