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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民商事案件调解率的对策研究
作者:郭庆军  发布时间:2006-05-23 11:13:32 打印 字号: | |
  郭庆军?

  发源于我国文化土壤的人民调解制度,有着昔日的光辉,它被西方人誉为“东方之花”。调解能够实现纠纷的彻底有效地解决,有效地减少二审、重审、申诉、信访等方面的社会司法救助成本的支出,并可以有效地遏制执行难的问题,从而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而且在现阶段,还能够满足双方当事人的“面子”心理,符合中国“和为贵”的道德传统。在我院的审判实践中,有相当部分的民商事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处理的,这充分说明诉讼调解在我院民事审判工作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审理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陆续出台,法院参与和开展调解工作的思路和方向更加清晰。如何做好诉讼调解这一篇大文章,即要提高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率,又要使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得到保障,是我院进行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的课题。虽然,调解制度总体上在我国法院系统贯彻是良好的,但由于一些法官担心错案责任的追究,或者为减少案件的上诉,申诉及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在审判过程中以某种职权行为迫使当事人违背真实自愿的原则,接受法院的主持调解,再加上在一些具体的调解措施不恰当,导致了调解制度被异化,如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调代证(做证)以及调解后当事人的申诉难或执行难。我院在过去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工作的主题,既要提高民商事案件率,又要最大限度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这一主题的体现。从司法实践上看,调解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利方的让步程度,权利方因为担心执行难或其它原因,才往往同意调解。因此,片面地,甚至强行使用调解,追求高调解率,既会使权利方形成法院不能完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印象并丧失对法律权威的信仰;也会使义务人逃避应有的法律责任和民事制裁,甚至还会出现如前所述的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如何在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提高我院的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率?笔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第一,完善调解程序的设置,实行调审分离,设立专门的诉讼调解程序,将调解程序前置。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即告知双方当事人,有权申请进入专门的调解程序。进入调解程序后,不受答辩期限,举证期限等诉讼程序的限制,随到随调。当事人不申请进入调解程序或调解不成,即进入一般诉讼程序,开庭审理。在判决之前,当事人仍有权请求调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也有人认为应将“调解程序前置”,作为将纠纷进入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从而使“普通案件在开庭前要经过专门的调解程序,以改变调解时间上的任意性,只有调解不成的案件,再进入开庭程序”。从上可以看出,此人所提出的“调解程序前置”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程序,时间上限制当事人只能在必经的调解程序中才能进行调解,意志上强制了当事人只有经过专门的调解程序,而调解不成时才能进入开庭审理的程序。这种做法当然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应遵循“合法自愿”的原则,不宜提倡。调解程序的前置,不是强制性的,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案件并向当事人发出应诉、通知后可以通过行使合理的释明权告知各方当事人有权申请通过设置的专门调解程序进行纠纷处理,由各方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选择。与当事人未选择专门的调解程序或经专门的调解程序仍调解不成,而进入一般诉讼程序后,当事人仍有权请求进行诉讼调解。

  第二,逐步建立并重视完善诉前调解制度。当事人起诉后,法院立案之前,由于立案庭予以调解,调解成功的,则不需要立案,这就是诉前调解。当然也有人认为,诉前调解是指:“将法院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规定”。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有些人对诉前调解持怀疑和担心态度,这样做是否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侵犯。笔者认为,诉讼程序的开始是以当事人起诉到法院这一时间点为界限的,因此,法院立案受理之前的“诉前调解”也应是诉讼前的调解。只要不违背自由处分和合法的原则,就不存在对当事人诉权侵犯一说,就应当有效。但笔者同时认为,由于诉前进行调解,所以势必会引发法官对案件情况不熟悉,造成调解无从下手和不能对症下药的情况,从而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基本原则的制度缺陷。因此,诉前调解只能适用于争议小,案情并不复杂的案件。

  第三,调解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双方当事人对诉争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因此,完善调解协议中的违约责任追究制度,也是提高调解率的重要保障。在调解协议中约定违约责任条款,既符合实体法有关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又是审判实践迫切的需要。尽快结束诉讼,便于执行是当事人达成调解的重要原因。然而司法实践中,调解协议达成后,双方毁约的情况时常发生,致使一方当事人无法达到尽快结束诉讼之累和便于执行的目的,最终影响调解的权威性。因此,在调解协议中约定违约责任条款,增加毁约方的毁约成本和风险,保证调解得到真正落实,势在必行。但如何在调解协议中的约定违约责任条款?这对于在调解过程中扮演中间人的法官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如果法官主动地在调解过程中提出设置违约责任条款,则有违背中立、公正价值之嫌。笔者认为,既然双方当事人愿意调解,表明双方都是有诚信和诚意的,既然如此,为了尽量让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法官告知双方可以在调解协议中约定违约责任条款,是合法合理的。因为法官仅仅取得了一个告知的作用,约定与否取决于当事人双方,这一点也符合民诉法中有关法官行使合理释明权规定。法官的告知,对调解协议的达成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建议我院在调解过程,承办具体案件的法官应告之双方有权在调解协议约定违约责任。

  第四,从制度上对调解协议的生效条件和时间进行重新构建。

  根据现行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的调解书是法院就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出具的书面确认和证明,其生效的时间和条件实际上决定了调解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和91条分别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和“……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这两条的规定,赋予了当事人无条件的反悔权而致使调解协议成一纸空文而毫无约束力。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对当事人处分权利的一种放纵,也是对当事人滥用处分权的表现。它既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调解率低下。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在行使处分权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有关原理,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也可以对合同生效的时间和条件进行约定。笔者认为调解书只是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证明和确认书,它并不就等于调解协议本身,因此,以调解书的签收作为调解文书的生效要件,是一种限制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和合同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不端行为,立法应该对此进行改革。笔者建议,我院在立法未对此进行改革之前,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允许当事人就调解协议生效时间和条件进行约定,并记录在调解书中。

  如何提高我院的调解率,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如扩大简易程序,对简易程序案件均可以调解,可以使大量的案件通过调解程序解决,降低诉讼成本;实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使调解主持人(法官)能够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提高调解效率,等等。笔者欣喜的看到,上述措施在我院已得到较好的落实。因此,我院实际既提高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率,又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之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该文获岳麓区法官协会第二届理论研讨会优秀奖?
责任编辑:岳麓区人民法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