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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轻刑化对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影响
作者:傅建生?  发布时间:2006-05-23 11:19:35 打印 字号: | |
  内容摘要:刑罚设置与适用上的轻刑化是现代文明演进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人道主义与理性精神日益觉醒的必然产物。在所谓的“宽松的刑事政策”影响下,各国刑法对初犯、偶犯采用了更为轻缓的刑罚,大量适用缓刑,甚至采用非刑罚的处罚方法,出现了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尤其是近代以来在刑事立法的人道主义倾向和非刑化倾向的影响下,各国在反对重刑,废除残酷刑罚方面无论在刑法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占主流地位,刑罚轻缓化已是世界刑罚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了WTO,我国法律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现实,实行刑罚轻缓化是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事实上,国际轻刑化正在或者将要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全文共三个部分,约13000余字。

  关键词:国际轻刑化 轻刑化 刑罚轻缓化

引 言

  在我国,重刑思想、刑法万能思想源远流长。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时,主张刑行重轻、刑用于将过、轻罪重罚、刑去事成。宋朝时制定重法地法;明代朱元璋制定《大浩》三编用来惩治腐败、甚至动用剥皮实草的酷刑。重刑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在今天仍为不少人所迷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刑法看成是一种治民之具,看成一种治理社会的最有效手段。在采用其它措施而不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就会求救于刑法。二是对权力的迷恋:克伯顿勋爵曾言“凡是有权力的人都喜欢滥用权力,并且要把它用到极至”。但也不乏刑罚轻刑化思想,如“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刑罚不会株连到他的家人、后代,但赏赐则可以惠及其后代)、“好生之德,恰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我们在司法活动中始终贯彻了这种宽和精神,这种做法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因此,他们也就积极向善,而不再触犯刑律。)

  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轻刑化”或“新犯罪化、新刑罚化”趋势。实际上,刑罚处罚程度由重到轻,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表现与必然结果,“轻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人类的本性总会驱动历史沿着文明的轨迹演进,文明的发展使人们感情的细腻程度和敏感程度增强,因而轻刑化成为刑罚的总体发展趋势。我们通过中西方刑罚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即在任何类型的国家,刑罚从古到今,都是沿着由重到轻、由野蛮到文明,由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这一道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而这是一条世界刑罚发展的基本规律。整个世界刑罚制度发展的潮流仍然是轻刑化、人道化、开放化。

  贝卡利亚主张:“刑罚应是宽和的”?1?。孟德斯鸠也曾经提出:经验告诉我们,在刑罚从轻的国家里,公民的精神受到轻刑的影响,正象其他国家受到严刑的影响一样。人们对严刑峻罚在思想上也习惯了,正如对宽法轻刑也会习惯一样;当人们对轻刑的畏惧减少了,政府不久便不能不事事都用刑。有的国家时常发生拦路抢劫,为了消除这种祸害,他们便发明了车轮乱杀刑。这个刑罚的恐怖,使抢劫暂时停止。但是不久之后,在大路上拦路抢劫又和从前一样。由此,孟德斯鸠得出结论:“治理人类不要用极端的办法,我们对于自然所给予我们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如果我们研究人类所以腐败的一切原因的话,我们便会看到,这是因为对犯罪不加处罚,而不是因为刑罚的宽和。?2?”轻刑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刑法人道性的必然要求。刑罚的轻重选择与配置决定了刑法的品性,从刑罚轻重选择的价值取向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对公民权利、自由的尊重程度。在人权观念日益凸现的当代社会,对个人权利、自由的优先保护,已经成为各国刑法现代化走向中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

  国际轻刑化趋势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在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趋同刑事政策背景下,国际轻刑化对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在此文中阐释了国际轻刑化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国际轻刑化对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影响,以达确立科学刑罚观念,推进我国刑罚适用的宽和与轻缓之目的。

  一、国际轻刑化概论

  ?一? 国际轻刑化概念

  国际轻刑化起源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以意大利贝卡利亚学说为代表,倡导轻刑主义以及刑罚的宽和,以人道主义哲学为价值基础。“轻刑化”是相对于刑罚的严厉、残酷而言的,是刑罚进化过程中向着轻缓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趋势。刑罚轻缓的理念源自古老的法谚“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其基本精神体现了刑罚谦抑的思想,即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在刑事司法中,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便没有必要适用较重的刑罚。?3?当然,轻刑化是一个过程,一种趋势,刑罚应当逐渐实行轻刑化。轻刑化同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且是同一定的犯罪态势相适应的。

  刑罚的轻缓涉及刑罚干预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是刑罚合理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刑罚的轻缓要求国家在运用刑罚规制社会生活时,应适当控制刑罚的适用范围和严厉程度,并力求以最小的刑罚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果——少用或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以期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我国学者曾经对刑罚结构的类型作过论述,指出:从过去到未来,刑罚结构可能有五种类型:死刑在诸刑罚中占主导地位;死刑和监禁共同在诸刑罚方法中为主导;监禁在诸刑罚方法中为主导;监禁和罚金共同在诸刑罚方法中为主导;监禁替代措施占主导地位。第一种已成为历史的过去,第五种尚未到来,中间三种在当今世界中存在。死刑和监禁占主导的可称重刑刑罚结构,监禁和罚金占主导的可称轻刑刑罚结构。监禁刑为主导的刑罚结构,法律上平均刑期在3年以上的归属重刑类,称次重刑;平均刑期在3年以下的归轻刑类。?4?根据以上标准,西方国家基本上是监禁和罚金占主导,甚至在这两种刑罚结构中,罚金又占主导地位,当属轻刑结构。我国当前的刑罚结构是以死刑和监禁刑为主导的,属于重刑结构。

  ?二? 国际轻刑化的内容

  从国际社会实际情况看,国际轻刑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减少甚至消灭死刑。死刑作为最严重的刑罚,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其可以适用的罪名和具体适用的犯罪。从理论上讲,对于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就不应当规定死刑。因为侵犯财产的犯罪和破坏秩序的犯罪,无论多么严重,其所侵犯的价值都不可能与人的生命相提并论,都不应当把剥夺生命的刑罚作为报应的工具。对于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应当根据犯罪的情况决定是否适用死刑。

  2、减轻法定最低刑。各国刑法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其法定最低刑是三年有期徒刑,甚至刑法对有些犯罪规定的法定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虽然这类犯罪的性质通常都比较严重,但是它们本身也有一个情节轻重的问题。如果无论情节轻重,一旦构成犯罪,就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那就使刑事司法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这样的规定,既丧失了威慑的理性基础,也容易导致犯罪分子孤注一掷,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因此,未来的刑法改革应当注意减轻刑法中关于最低法定刑的规定(或者对需要规定重刑的情况作为基本犯罪的加重情节加以规定),使刑法中规定的刑罚能够适应同类犯罪中情节较轻而又没有其他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条件的犯罪。

  3、限制加重处罚的适用范围。刑法中有许多条款,在规定犯罪的法定刑时,都对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或者后果严重的,规定了一个比较重的刑罚档次。这类规定同时为重刑主义留下了可以利用的法律依据。因此,在国际轻刑化改革中,应当对需要加重处罚的情形作出明确的规定,没有加重处罚的情形,就不应当在基本刑罚之外适用较高档次的法定刑。

  ?三? 国际轻刑化的表现形式

  联合国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作为国际化的规范,对各国刑事司法改革具有示范性和建议性,因而可以说联合国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国际轻刑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追求的价值目标一是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基本人权;二是控制犯罪滋长,维护社会秩序。记载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各项文件,有的侧重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有的侧重于控制犯罪和维护秩序。但是,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和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1976年3月23 日生效)第六条规定:“凡未废除死刑之国家,非犯情节最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时有效并与本盟约规定及防止、惩治残害人群公约不抵触之法律,不得科处死刑。”1989年联合国第44届会议通过了《致力于废止死刑之有关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选择议定书》认为,废除死刑有助于人类尊严之提升及人权更进一步发展,因而要求各国除战时可以有所保留外,应当无保留地、尽快地废止死刑。《公约》以限制死刑适用,直至根本废除死刑为目标。在国际颇有名声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一年又一年的作报告抨击保留死刑的国家,一年又一年地向联合国大会进谏,不懈地为废除死刑而努力是因为它认为“死刑侵犯了《世界人权公约》所确保的人的基本权利”。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正式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1955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的会议上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omn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Prisoners),这一标准规则在各国提高被拘禁者的处遇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标准第57、58、59条的指导原则是:57.监禁和使犯人同外界隔绝的其他措施因剥夺其自由、致不能享有自决权利,所以使罪犯感受折磨。因此,除非为合理隔离和维持纪律等缘故,不应加重此项情势所固有的痛苦。58.判处监禁或剥夺自由的类似措施的目的和理由毕竟在保护社会,避免受犯罪之害。唯有利用监禁期间在可能范围内确使犯人返回社会时不仅愿意而且能够遵守法律,自食其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59.为此,监所应该利用适当可用的改造、教育、道德精神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及各种协助,并设法按照囚犯所需的个别待遇来运用这些力量和协助。?5?尤其是经1975年第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提交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以第3452号决议批准通过了《保护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该宣言第1条明文规定:(1)为本宣言目的,酷刑是指政府官员、或在他怂恿之下,对一个人故意施加的任何使他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极度痛苦或苦难,以谋从他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招认,或对他做过的或涉嫌做过的事加以处罚,或对他或别的人施加恐吓的行为。按照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施行合法处罚而引起的、必然产生的或随之而来的痛苦或苦难不在此列。(2)酷刑是过分严厉的、故意施加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6?这些国际公约促进了罪犯处遇的人道化,推动了刑事政策向宽松方向发展。为此,各国采取了非刑罚化、非司法化等各种措施。尤其是非刑罚化的发展,使刑罚体系发生重要变动。因为非刑罚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是非监禁化,也就是回避自由刑的执行,由此而大量采用缓刑、假释等行刑制度。此外,非司法化也是宽松的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它表明单凭国家强制手段已不足以应付日趋严重的违法犯罪现象,而不得不求助于社会各界,求助于公众。例如,美国的“转处”,就是争取公共的和私人的帮助以及利用协调和调解程序,并且通过某些非官方机构和团体的介入,避免使冲突诉诸刑事诉讼。另外,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这是国际轻刑化的人权基础。

  ?四? 国际轻刑化的正当化根据

  1、国际轻刑化的价值基础——人道主义哲学

  人道性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刑法不可或缺的价值底蕴,刑法的人道性是指刑法的制定与适用都应与人的本性相符合,尽可能地宽缓。从某种意义上说,刑法发展史,即是刑法从严酷走向宽容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刑法的人道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现代社会的刑法应是具有人性底蕴的,公正、谦抑、人道是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也是构成刑法的三大支点”。?7?对犯罪人处以轻缓的刑罚,其深刻哲学根据在于体现着人道主义精神的轻缓宽和的刑罚,有利于培养公民内心对于法律的信仰,有利于培养社会共同法治观念和法治心理,从而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刑罚过于残酷,会使人们认为法律是非正义的,非理性的,“纵观历史,目睹由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智者所设计和实施的野蛮而无益的酷刑,谁能不怵目惊心呢?”?8?有时甚至会导致有良知的受害者也会如此认为,从而激起人们对犯罪分子的同情心,造成对社会共同体的普遍道德情感的伤害,容易使人们处于与法律的敌对状态,这些都有碍刑罚的公众认同感产生并最终有害于法律信仰的形成。“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当怜悯感开始在观众心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时,立法者似乎就应当对刑罚的强度作出限制”,?9?“法律过于残酷,反而阻碍了法律的实施。如果刑罚残酷无度,则往往反而不处刑了。”基于此,对犯罪人处以宽和轻缓的刑罚不仅是出于将犯罪人也视为人的刑法的人道精神,而且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讲,是对社会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尊重,是确立刑法认同的前提和建立社会普遍法律信仰的需要,而这种人道主义乃是刑罚轻缓化最根本的哲学基础。

  2、国际轻刑化的政治基础——政治民主

  从刑罚演进的历史看,重刑主义往往是和专制主义紧密相联。孟德斯鸠曾经对政体的性质与刑罚的轻重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指出:严峻的刑罚比较适宜于恐怖为原则的专制政体,而不适宜于以荣誉和品德为动力的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在专制国家里,人民是很悲惨的,所以人们畏惧死亡甚于爱惜其生活。因此,刑罚便要严酷些。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人们害怕丧失其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10?由此可见,刑之轻重与政体的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民主是一种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政权,与专制制度的国家相对立,它实行人民主权原则。只有在专制国家,由于少数人掌握国家政权,因而需要用严酷的刑罚维护其统治,重刑化是其必然结果。而在民主国家,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因而实行轻刑化是可能的。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都在相当程度上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整合力得以加强,各种社会矛盾得以及时化解。刑罚不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调整社会矛盾的手段。刑罚的重要性日渐消退,从而为轻刑化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

  3、国际轻刑化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制度下,刑事调整虽然仍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矛盾主要还是通过市场的自发调整得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过分严厉的刑罚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本身是矛盾的,”?11?只有轻缓化的刑罚,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社会法制环境。因此市场经济必然呼唤轻缓化的刑罚。从另一角度来说,刑事司法活动的高消耗性与刑事司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使得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必须注意司法效益的实现,以最低的诉讼成本,尽可能少的资源,实现最佳效益,也就是所谓的刑罚经济观念。经济地动用司法资源和以最小的刑罚成本求取最大化的刑罚效果便成为人们的理性追求。?12?一个有效益的刑罚运行,是将刑罚合理地、适当地、有效地适用于对象,避免刑罚的滥用和过于昂贵,以最小的刑罚投入——少用或不用刑罚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使刑罚的付出成本都减少到最低。

  4、国际轻刑化的功利基础——预防犯罪

  通常认为,预防犯罪是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刑事古典学派代表贝卡里亚指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13?预防体现了刑罚的功利性,反映了刑法的保护机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去实施犯罪的人,往往都是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其犯罪被发现的可能性不大,才去铤而走险。因此,对犯罪起预防作用的更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刑罚的必定性和及时性而不是严酷刑罚的威慑。“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即使刑罚是有节制的,它的确定性也比联系着一丝不受处罚希望的可怕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14?“刑罚的及时性是比较有益的,是因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15?严酷的刑罚对预防犯罪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是没有必要,预防犯罪应把关注点放在刑罚的必定性和及时性上。“严酷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因为支配立法者双手的残暴精神,恰恰也操纵着杀人者和刺客们的双手。”?16?“事实上,对刑法一般预防目的意识的弱化,反映在刑事立法上正是使刑罚倾向轻缓化的理论导因。”提倡刑罚的最后手段性观念,把刑罚保留作为非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并且坚持刑罚节俭原则,控制刑罚的投入量,对犯罪人处以宽和轻缓的刑罚,是有效发挥刑罚功能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社会刑罚观念进步的表征。

  二、国际轻刑化对我国立法的影响

  近些年来西方轻刑化的法律思潮的兴起,不可避免地使得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以及借鉴西方国家立法经验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刑事立法受到影响。国际轻刑化对我国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97年修订的现行刑法,通过对总则和分则的一系列修正与重新设计体现了改变原刑法的重刑主义倾向的立法意图,兼顾了刑法的人道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刑罚轻缓化的前瞻性考虑,总则方面的体现主要有:1、取消类推制度,明文规定了罪行法定原则,确立了“无罪推定”的科学刑法理念,从而避免了司法实践中罪行擅断的现象发生。2、缩小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对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八种明文规定的犯罪负刑事责任;并且明确对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再适用死缓,这对挽救失足少年和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意义。3、扩大了对限制责任能力人的从轻减轻处罚范围,明确对犯罪的精神病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4、严格防卫过当概念,只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负刑事责任;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赋予公民无限防卫权,对此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作了非犯罪化和刑罚轻缓化的处理。5、放宽对自首的认定条件限制,删去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态度的要求,只要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罪行的,就以自首论,从而放宽了自首的条件;并且对自首犯的量刑政策更加宽松,凡自首犯都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还可以免除处罚。6、放宽死缓减刑的条件,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标准是两年期满后“没有故意犯罪”,比原来的“确有悔改”标准更低,削减了实际上死刑的数量。

  分则方面的体现主要有:1、大幅削减死刑。将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由原来的60条80余种削减到45条59种。如发案率高,过去死刑数量大的盗窃罪,判处死刑只限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两种情形,大大降低了实际中的死刑适用数量。2、在自由刑问题上,通过直接降低主刑的刑期幅度,提高构成犯罪标准和法定刑幅度的数额规定进行局部调整,控制刑罚量投入使之趋向轻缓。如盗窃罪将数额较大的刑期由5年以下有期徒刑修订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将数额巨大的刑期由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修订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如大幅度提高贪污罪构成犯罪的法定数额,由原来的2千提高到5千,并将最高的法定刑幅度数额要求由原来的5万提高到10万。3、大量增设罚金刑,可以并处也可以单处,并使用“倍比”的方法提高了罚金刑的可操作性,尤其是针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贪利犯罪,充分发挥财产刑对此类犯罪的防治功效。

  (一) 国际轻刑化对我国经济犯罪制度的的影响

  我们所要研究的经济犯罪,是排除盗窃、诈骗、抢夺私人财物等传统财产型的经济犯罪,传统的经济犯罪只是普通刑事犯罪中针对私人财物的一种财产型犯罪,与我们所研究的现代经济犯罪有着很大的差别。经济犯罪一般不适用死刑,这已是基本发展方向。例如对受贿罪的处罚,俄罗斯、意大利最高刑为12年徒期;日本仅为五年惩役;德、法等国规定为十年监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贪污贿赂类犯罪的刑罚设置多是短期监禁、有期徒刑和罚金刑,极少适用死刑。国际轻刑化对我国经济犯罪立法的主要影响表现在对经济犯罪罚金刑的扩大。

  罚金作为一种附加刑,体现的是对犯罪人的经济制裁,是一种相对较轻的刑罚。在1979年刑法中,罚金的适用范围是极其狭窄的,主要适用于一些轻微的经济犯罪。判处罚刑,对于国家来说无疑具有很佳的经济性;同时对于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的犯罪人也是一剂苦药,给予他们一定的金钱上的剥夺,可使他们在经济上不仅捞不到便宜,而且有可能丧失再犯罪的“资本”。因此,罚金也具有重要的预防犯罪的作用,对其价值不可低估。关于罚金刑适用范围的扩大,高铭暄教授建议,凡是挂拘役的法定刑,一般都可以考虑增设单处罚金,作为供选择的刑种,这样可以使拘投有所分流,既可以少关一些人,减少自由刑场所的开支,同时也可避免在某些场合下短期自由刑所带来的交叉感染的弊端。在刑法修订中,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的意见为立法机关采纳。1979年刑法规定适用罚金的条文只有20个。其中,可以单处适用罚金的有5条,并处的有8条,单处或者并处的有7条。刑法修订前,单行刑法新设可处罚金的条文已达85条之多。而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中,挂罚金刑的条文达139个,使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大为扩大。应该说,罚金刑适用范围的扩大,是刑法修订中较为成功之举,它对于刑罚结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 国际轻刑化对社区矫正制度(执行社会化)的影响

  社区矫正于上世纪70年代前后首先在欧美国家产生,目前英、美、日、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社区矫正已经比较成熟。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提法,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简单地说,社区矫正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不坐牢而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

  社区矫正具有如下特点:行刑处遇的宽缓化;行刑宗旨的良性化;行刑方法的替代性-非监禁化;刑罚矫正目的的延伸性—社会化。社区矫正制度体现了现代法治的文明,也产生了一些良好的作用:社区矫正有利于节省监禁犯罪人的成本;有利于提高行刑的效果,有效地改造犯罪人;有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有利于犯罪率的降低;有助于改变社会对犯罪人的态度,克服社会在改造矫正犯罪人这一问题上的堕性;保障犯罪人的人权。社区矫正较之监禁刑有不少的优点,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改造犯罪人的一种很好的手段。

  社区矫正是司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许多发达国家行刑的主要手段。实行“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方向,体现了人性化监管的精神实质。它不是刑种概念,而是刑罚执行方式的一个概念。社区矫正反映出整个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趋势。随着《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下发,我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司法机关正在实践中摸索并完善这一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试行的社区矫正正是国际轻刑化的产物。

  (三) 国际轻刑化对我国死刑立法的的影响

  死刑(Death Penalty)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又称生命刑,由于死刑是刑罚体系中诸刑罚方法中最重的一种,因而又称极刑(Great Punishment)。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系统地论证了死刑的残酷性、非正义性和不必要性后,死刑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怀疑。国际上废除死刑的呼吁虽然对死刑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要完全废除死刑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例如,对杀人、放火、强奸等以暴力手段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和侵害他人身体,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适用死刑,既是惩治犯罪的需要,也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需要。对以暴力手段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适用死刑,无论在情理上还是在法理上都说得通,都是可以接受的,正是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在相当时期内需要保留死刑。我国是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之所以还保留死刑,是由于我国社会处在一个变革时期,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虽然我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却具备减少和限制死刑适用的条件。

  国际轻刑化对我国的死刑立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首先表现为死刑的削减。如在适用死刑的条件上有所限制,主要表现在盗窃罪、故意伤害罪上:盗窃罪适用死刑限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两种情形;故意伤害罪适用死刑限于致人死亡和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两种情形。上述限制,尤其是盗窃罪的死刑,可谓“虽存犹废”,将对死刑的实际适用产生重大影响。其次,新刑法对新增加的犯罪都没有规定过重的法定刑。最后,新刑法还降低了某些犯罪的法定刑。这些都说明新刑法摒弃了重刑优于轻刑的观念。

  国际轻刑化对我国的死刑立法影响的另一方面是死刑执行方式的变革。从死刑执行方式的历史沿革来看,特别从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起,随着人道主义、人权观念的传播和影响,死刑执行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一些减少受刑人痛苦程度的方式出现。据90年代初的统计,以绞刑或绞刑与枪决统一的方式执行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有78个,以枪决或枪决与绞刑择一的方式执行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多达86个,还有多个国家尝试注射刑(目前只有中国和美国正式采用),而以石刑、斩首行刑的国家只有阿拉伯、卡塔尔、也门等7个。?17?执行方式是最能体现刑罚惩罚性和人道性的,以尽可能减少受刑人痛苦的执行方式的发展趋势明显体现了行刑人道化。我国修改后的96年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二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我国立法第一次将注射作为死刑执行的方式。

  另外,国际轻刑化对我国的死刑制度的影响还表现在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上。所谓死刑复核程序,是指对判处死刑的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决的法院主动逐级报送到有死刑核准权的人民法院进行核准的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别程序。《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另外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五条也有相应规定。

  三、国际轻刑化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影响

  轻刑化的实现,除了立法上的相应制度性调整之外,其实现主要依赖于司法实践中执法者对其精神的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在我国,国际轻刑化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公、检、法三机关的影响。

  (一) 国际轻刑化对公安机关的影响

  国际轻刑化对“严打”方针提出了新的要求。“严打”是“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是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从重从快”是其基本要求。“严打”政策的主要执行机关是我国的公安机关。自1983年提出“严打”方针后,各种“严打”活动就没有停止过,直到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年的“严打”整治斗争。在这一背景下,要贯彻轻刑化理念必然会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从而使案件的处理结果往往趋重,而不是趋轻。例如,对于可杀可不杀的,因“严打”要求就有可能判处死刑;对于具有法定可以从轻处罚情节的案件,因形势需要就可能不予从轻;对于本可以判处缓刑、管制的,也会因专项斗争的需要,而判处监禁刑等。

  在国际轻刑化的潮流下,“严打”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严打”政策也一再进行调整。“严打”中出现的问题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2003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从重是在法律幅度内依法从重,从快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从快。因而“从重”方针的执行是在法定范围内的“从重”,不应也决不能超出刑法对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刑罚幅度,更不能借严打之名,超出法定量刑幅度从重或加重判刑。

  (二) 国际轻刑化对检察机关的影响

  国际轻刑化对检察机关的影响表现为刑事诉讼方面的轻刑化与非刑罚化。主要体现在:第一,酌定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程序的自由裁量权,对某些已经构成犯罪,但由于情节轻微没有追究必要的轻微犯罪,检察机关可作“非刑罚化”处理。第二,调解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调解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刑罚化措施,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基础上,按照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结案。第三,两简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及普通程序简易审理的犯罪人能够得到比适用一般普通程序较轻的刑罚。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体现充分的人文关怀,将简化审和量刑建议相结合。简化审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诉辩交易的原则,被告人之所以同意并欢迎适用简化审理案件,是因为被告人量刑方面可以得到酌情从轻的条件。开庭时当庭提量刑建议,建议实行“轻刑化”处理。对移送法院适用简化审的案件,在开庭时,检察机关根据庭审中被告人能够坦白认罪的表现,积极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理意见,可判缓刑的,主动建议法院适用缓刑。

  (三) 国际轻刑化对审判机关的影响

  具有量刑职能的审判机关是轻刑化刑事政策的主要执行机关,因而,国际轻刑化对我国审判机关的影响很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量刑遵从刑罚个别化、刑罚的轻刑化、刑罚的多元化以及慎用死刑原则,尤其是注重财产刑和非监禁刑,注重惩罚功能同时强调教育改造功能。

  1、对轻微犯罪尽量适用非监禁刑。由于短期自由刑有着难以避免的弊病,从轻刑化出发,在刑事审判实践中限制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考虑判处缓刑和罚金刑、以及管制刑来减少短期自由刑的适用。需要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罪犯,大都是初犯、偶犯、过失犯,其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他们中大部分符合缓刑、罚金刑或管制刑的条件,在刑事司法中扩大缓刑、罚金刑、管制刑的适用,将大多数符合判处短期刑的罪犯宣告缓刑,暂缓刑之执行,或判处管制,或直接单处罚金,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可大量减少,从而大大减轻了监狱部门的负担,节约了司法资源,避免了犯人在狱中交叉感染、重度感染,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回归社会,避免短期剥夺自由刑的弊端和实现刑罚效益化。同时,将缓刑、罚金刑、管制刑作为减少短期自由刑的替代方法也是国际轻刑化对审判机关的要求。

  2、对于轻罪,尽量不适用主刑,而单独适用附加刑,特别是罚金刑。广泛、合理地适用罚金刑是提高刑罚效益、降低刑罚成本的重要途径。罚金刑对于遏制和制裁贪利型犯罪更有威慑力,可以有效剥夺犯罪人再犯的经济能力,并且还能够减缓监管设施的负担,对国家财政有所贡献,从而降低了刑罚适用总成本,提高了刑罚效益。目前,我国修订后的现行刑法极大的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挂罚金刑的条文达139个。所以,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领会立法精神,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一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包括并处也包括单处,发挥其作为财产刑的优势,对于刑罚效益的提高,刑罚轻缓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提高罚金刑的地位, 发挥罚金刑的功能,注重对情节轻微行为的罚金刑的单独适用功效。 

  3、轻刑情节的注意,重刑情节的理性酌量。刑罚轻缓化要求对刑罚的施用量进行控制,在法官的量刑过程中,对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注意审查、确认,在有证据证实的相关情节时,法官在量刑时必须加以考虑依法作从轻减轻的刑罚处理;对于案件中存在的酌予从轻的各种情节,一般也应在刑罚的裁量上有所体现,这是积极的刑罚控制;从消极的控制来讲,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对那些从重处罚的情节在量刑中加以考虑时,严格抑制刑罚无限的上涨,不盲目的随意提升刑罚幅度,对刑罚量的增加一定要保持理性,慎重对待,掌握好刑罚从重的度。尽量使用轻刑,论罪该处轻刑时,决不用重刑;或能用其他措施代替刑罚就用其他措施代替,不动用刑罚。

  4、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我国贯彻少杀、慎杀的轻刑化政策,把死刑适用控制在严格的法定范围之内,并且从严适用之。坚持严禁滥杀和防止错杀的死刑适用基本精神:对依法必须判处死刑的罪犯,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应该判处死缓;虽然犯罪情节非常恶劣和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但证据尚有疑点,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不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防止错杀;对尽管论罪该杀,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一定要依法作从轻、减轻处理。对那些论罪当判死刑的罪犯进行区分,如果不是必须判处立即执行则适用死缓。根据刑法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一是应当判处死刑,二是不是立即执行,对于不是立即执行的情形和条件,刑法没有明确硬性规定,将自由裁量权留给了法官,且判处死缓不是以具有法定从轻情节为条件,因而实践中,只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认为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就判处死缓,这样可以在实际上大大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使死刑的执行更加人道化。另外,对于近年来发案率大量增加且危害严重的经济犯罪,判处死刑更要慎重,不将犯罪数额作为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充分考虑犯罪起因、主观动机、退脏和追缴情况,实际损失等因素,综合全案考虑,即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如果赃款已经全部或大部退赔或追缴,就不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并处取代死刑的适用。

  (该文获岳麓区法官协会第二届理论研讨会优秀奖)

  ?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85页。

  ?3? 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4? 储槐植:《试论刑罚机制》,载《改革开放与刑法发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17? 钊作俊:《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载《刑法论丛》2002年第1期。

  ?5? 张燕玲编:《联合国预防犯罪领域活动概况及有关文件选编》,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6? 张燕玲编:《联合国预防犯罪领域活动概况及有关文件选编》,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7?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8?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9?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2页以下。

  ?11? 陈兴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刑罚结构调整》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12? 游伟 谢锡美:《非犯罪化研究》载《刑事法评论》2002年第10卷第378页。

  ?13?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4?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15?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7页。

  ?1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89页。
责任编辑:岳麓区人民法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