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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法案例集粹》第二期
  发布时间:2011-09-27 17:10:03 打印 字号: | |
岳法案例集粹 第二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编    二?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1.农村建设用地许可审批权限变更后被告的确定——肖某某诉长沙市岳麓区某某乡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行政许可纠纷案 2.侵害特殊体质受害人案件中因果关系及赔偿责任比例的认定 农村建设用地许可审批权限变更后被告的确定 ——肖某某诉长沙市岳麓区某某乡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行政许可纠纷案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研究室助审员 郭庆栋 【问题提示】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所作行政行为涉诉时被告资格的认定标准和规则如何确定?原告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 【案例索引】一审(2010)岳行初字第16号;二审(2011)长中行终字第0034号。 【案情】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某某。 原审被告:长沙市岳麓区某某乡人民政府。 原告肖某某系原长沙市望城县某某乡川塘村马家塘组村民,1987年原告在川塘村马家塘组与骑龙村分路口组交界的集体土地上开始修建房屋,1988年原告经川塘村和马家塘组同意向某某乡土地管理所申请办理建房许可证,1990年6月15日某某乡土地管理所为原告所建房屋核发了望国土字第183号《建房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用地面积为78平方米。原告房屋建成后,出借给邻居潘长海使用,1993年7月25日潘长海以房主身份与第三人张某某签订协议,将该房屋出售给张某某。1993年7月17日某某乡土地管理所又为第三人核发了望国土字第029422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批准用地位置位于“某某乡骑龙村分路口组”,批准用地面积为208平方米,其中包括了原告的183号证所批准的房屋土地在内,1994年4月21日第三人办理了望房权某某字第1号《房屋所有权证》,将029422号证批准用地范围内的房产登记到自己名下。2008年6月,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因行政区划调整,涉案房屋所在地已于2007年划归岳麓区梅溪湖街道管辖)对涉案房屋实施拆迁时,原告得知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遂诉至法院。 原告肖某某诉称:原告于1986年用自己的自留地和5000元钱兑换了邻居李石明的老房屋地基,并于1987年在该地基重建了一栋三层楼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占地面积78平方米,并交纳了土地使用费。1990年6月25日原告在望城县某某乡土地管理所办理了望国土字183号《建房建设用地许可证》(以下简称183号证)。1988年该房屋无偿借给邻居潘长海与易晓阳合办足球厂,2002年初至2003年10月原告又将房屋借给弟弟肖伯武居住。2008年6月,原告所在村民小组的土地及房屋被列入征收拆迁范围,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到原告家进行房屋登记调查时,原告才发现第三人张某某持望城县房屋产权管理局颁发的望房权某某字第1号《房屋所有权证》将原告的房屋在拆迁指挥部抢先进行了登记,并于2010年4月签订拆迁协议后领取了拆迁款140万元,而望城县房屋产权管理局颁发望房权某某字第1号《房屋所有权证》的依据正是被告核发的029422号证。原告认为被告核发029422号证的行为违法,其一,该证的签发人未到现场勘查、丈量;其二,涉案房屋实际用地面积78平方米,与029422号证上的“贰佰零捌平方米”严重不符;其三,029422号证上的“用地四抵”是骑龙村村委会在办证后自行填写的,而不是签发人所填;其四,029422号证所涉土地并不属于证上所写的某某乡骑龙村分路口组,而是属于某某乡川塘村马家塘组,其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均属于原告肖某某所有。据此,诉请判令:一、撤销被告核发给第三人的望国土字第029422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第三人张某某述称:本人位于骑龙村分路口组的房屋是1993年经人介绍向原房主潘长海购买用于办厂的,是一个围墙围成的院落,其中就包括原告所说的三层楼房在内,当时购买房屋时曾询问过骑龙村的村长、书记和村民,在确认该房屋是属于潘长海所有之后,第三人才与潘长海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并直到办理完用地许可证之后才付清购房款,而且买房时村、乡都有工作人员在场,从未有人提出异议,第三人的建房用地许可证和房屋所有权证都是政府机关依法颁发的合法证书,本案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都属于第三人所有。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长沙市岳麓区某某乡人民政府辩称:第一,本案中被告主体不适格,因为根据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岳政函[2007]60号文件,骑龙村自2007年起已经划归岳麓区梅溪湖街道办事处管辖,因此,本案的被告应该是029422号证争议土地所在地的梅溪湖街道办事处,而不是某某乡人民政府。第二,029422号证的发证机关是望城县某某乡土地管理所,该所隶属于望城县国土局,其工作职权行为应当由上级主管部门望城县国土局承担。第三,029422号证中许可用地位于某某乡骑龙村分路口组,而原告的183号证许可用地位于某某乡川塘村马家塘组,两证的位置并不冲突,原告认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权益没有依据。第四,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告早在1994年就已经知道其建房土地存在争议,却没有在法定起诉期限内起诉,至今已过去16年之久,早已超过了起诉期限。据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虽然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上加盖的公章为“望城县某某乡土地管理所”,但土地管理所当时是被告的一个职能部门,029422号证的存根上落款行政机关也是“某某乡人民政府”而非土地管理所,应当认定土地管理所的发证行为是在代被告行使行政职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即使涉案房屋所在土地现在已经不属于被告的管辖范围,被告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仍然应当为之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被告认为土地管理所是国土部门的下属机构的意见,并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因此,某某乡人民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告的第一,二项答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虽然本案中原告的183号证表述的许可用地位置在某某乡川塘村马家塘组,第三人的029422号证表述的许可用地位置在某某乡骑龙村分路口组,但本案涉案房屋所在位置本就属于两村组交界处,而三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及肖某某、张某某两名持证人的现场指认均证实183号证和029422号证的批准用地范围都包含了涉案房屋的土地在内,被告的第三项答辩意见,不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不予采纳。第三,被告认为原告在1994年已经知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意见,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第四,被告在第三人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证明其符合用地条件且未现场核实待批土地实际状态的情况下,仅凭第三人的申请就为其办理了029422号证,致使原告在此之前已经依法取得使用权并已修建了房屋的土地被再次许可给第三人建房,被告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1月1日实施,1988年12月29日修改)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建设乡(镇)村企业及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使用集体土地建住宅,都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第三人系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而029422号证上批准的建房性质为“居住、办厂”,因此,被告无权批准第三人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建房,被告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其法定职权。综上所述,被告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超越职权,应当依法撤销。据此,判决:撤销长沙市岳麓区某某乡人民政府核发的望国土字第029422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 一审判决后第三人张某某不服判决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维持原判决。 【评析】本案虽然是一起因拆迁补偿利益分配引发的城乡建设行政许可纠纷案,但其中因为涉及我国土地管理法之修改、农村建设用地许可审批权限的变更和土地管理政策的改革等背景情况,使得本案显得错综复杂。该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长沙市岳麓区某某乡人民政府被告主体是否适格;本案原告诉讼时效是否已过及对于诉讼时效是否经过的证明责任由谁承担;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一、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被告某某乡人民政府认为其不应当成为本案被告主要理由有:第一,根据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岳政函[2007]60号)规定,原告肖某某申请撤销的用地许可证所在地位于骑龙村分路口组,现属梅溪湖街道办事处管辖;第二,第三人029422号证中许可用地位于某某乡骑龙村分路口组,而原告的183号证许可用地位于某某乡川塘村马家塘组,两证涉及土地的位置并不冲突,原告认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权益没有依据;第三,《望国土字029422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的发证机关是望城县某某乡土地管理所,其隶属于望城县国土局,故其职权行为之责任应当由望城县国土局承担。 首先,关于被告的前两点理由,实为涉诉建设用地具体位置的事实认定问题。经三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及肖某某、张某某两名持证人的现场指认均证实原告183号建房许可证和第三人029422号建房许可证的批准用地范围都包含了涉案房屋的土地在内,属于川塘村马家塘组,归某某乡管辖。退一步讲,即使涉案房屋所在土地现在已经不属于被告的管辖范围,被告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其不存在被撤销或者改组的情形,仍然应当为之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被告的该两项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被告的第三项理由涉及行政诉讼被告确认标准和确认规则问题。从法理上讲,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定的标准有行政主体资格说、行为主体标准说、公权力(狭义)标准说、公共行政标准说等学说, 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和理论通说主张的是“行政主体资格说”,虽然对该学说在学界有很多的批评观点。 在此,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对上述学说及“行政主体资格说”的弊端不予展开。“行政主体资格说”以行为主体、职权主体、责任主体三要素确定行政被告资格,即在职权范围内 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并能承担行为的法律责任,也即所谓的“权、名、责”确定被告之标准。而具体到本案中,第一,虽然被诉行政行为——核发《望国土字029422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的行为——所盖公章为“望城县某某乡土地管理所”,但土地管理所仅为行政机关的一个内设职能部门,土地管理所并非独立法人主体,不符合职权主体、责任主体的要素,故土地管理所并不能成为本案被告。其行为责任应当归属其“婆家”,即在029422号证的存根上落款的被告某某乡人民政府。因此,被告某某乡人民政府符合行为主体即“名”之要素。第二,被告某某乡政府在土地所核发用地许可证过程中签署了同意意见,而未见县国土局任何意见,也没有国土局的公章,可见当时土地管理所确实隶属乡政府。而且根据老版《土地管理法》第38条之规定,本案属于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建房的,审批权在乡级政府,其形式上具有此项权限。故,本案中被告形式上符合职权主体,即符合“权”之要素。第三,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具有法人资格,具有民法意义上的完整责任能力,能构成行政诉法上责任主体资格。 因此,某某乡政府在“责任主体”要素层面也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中某某乡政府符合“行政主体资格说”标准之适格被告。 再次,从实在法规则上看,《若干解释》第20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国土所显然不是独立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他行政主体,当其所作出行政行为涉诉时被告应当为其“婆家”。上文已分析,根据老版《土地管理法》38条规定,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因此当时村民集体土地建房许可由隶属于乡政府的乡国土所作出,之后随着新《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土地管理政策的调整,土地管理也逐渐走向规范化,相应地将乡镇土地管理所改成土地中心所并隶属于区、县的国土资源局。因此,本案中某某乡土地管理所当时为某某乡政府的内设机构,某某乡政府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 二、诉讼时效是否经过及应当由谁承担证明责任。 被告的主要辩解理由是,根据《若干解释》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而自1994年开始肖某某就已经知道其申请的个人建房许可用地存在争议,却没有提起诉讼,现据其知道行政行为已时隔16年之久,早已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行政诉讼时效,受限于篇幅在此不多论及其性质、经过之后果(丧失的是诉权还是胜诉权)及现行我国行政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问题,本文仅围绕现行法律之相关规定展开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逐渐完善并具有可操作性, 1989年《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起诉期限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之后的两部司法解释中(1991年的《若干意见》、1999年的《若干解释》)都对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作了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行政起诉期间实践中难以认定的问题,为法院的司法活动提供了依据。《若干意见》针对行政诉讼法疏漏,而实践中又急需的起诉期限内容,作了补充性、解释性规定。 《若干解释》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不但纠正了《若干意见》规定之不足,而且增补了《行政诉讼法》并未规定而实践中又急需的内容。如该解释第4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处针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而超过起诉期限的情况,确立了最长起诉期限一般为5年,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诉讼为20年,从而为全面保护公民诉权提供了保障。 显然,原告在被诉行政行为中属于案外人不可能收到被告做出行为的相应文书,被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因此可以推定其无从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因此,本案关于诉讼时效的争议应当适用《若干解释》的42条而非41条,即要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诉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而何谓“知道”,法律并未作明确解释。笔者认为,所谓“知道”应是行政机关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合法地告知当事人,即通知之日或公布之日,而不是当事人道听途说、自然而然地知道。告知的途径一般应采用书面形式,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可用口头形式的除外。 而“应当知道”应是通过现有事实、相关证据及经验法则可以推定的状态。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第3项的规定,是否经过了诉讼时效应当由被告来举证证明,否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当然此处的证明责任不同于实体上证明责任,并不必然导致败诉的结果,而是承担程序上不利后果即原告的起诉不会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诉请不被驳回。而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何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故,本案的诉讼时效适用《若干解释》第42条之规定,另因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不动产,即适用最长诉讼时效20年,所以原告之诉请并未经过诉讼时效。 三、被告某某乡人民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认定问题。 首先,被诉行政行为超越职权。根据老版《土地管理法》39条第1款和41条的规定,建设乡(镇)村企业及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使用集体土地建住宅,都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第三人系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而029422号证上批准的建房性质为“居住、办厂”,因此,被告无权批准第三人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建房,被告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其法定职权,该行政行为不合法。 其次,被诉行政行为行政程序上存在瑕疵。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在颁发建设用地许可时应当对该宗土地的性质、面积、四至及具体位置等基本信息有清晰的了解,必须前往现场实地踏勘,要做到“权属合法、界址清楚、面积准确”才能颁发建设用地许可证。就现有的证据而言,被告无法证明其已完成上述重要程序。正因为本案被告程序上欠缺,被告在第三人没有提供资料证明其符合用地条件且未现场核实待批土地实际状态的情况下,仅凭第三人的申请就为其办理了029422号建设许可证,致使原告在此之前已经依法取得使用权并已修建了房屋的土地被再次许可给第三人建房,因此该行为程序违法。 最后,实体依据不合法。被告在庭审中陈述说,当时其知道本案第三人为城市居民,但第三人买卖房屋经过村组同意,并属于招商引资项目。其一,经过村组同意本身并不能成为被告违法许可建房的正当理由;其二,被告并未就该情况提供相应的法规或政策文件予以支持,故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实体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被告长沙市岳麓区某某乡人民政府所做被诉行政行为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依据上都存在瑕疵,且属于越权行为,故该行为违法,依法应予撤销。 (编辑:舒秋膂) 侵害特殊体质受害人案件中因果关系及赔偿责任比例的认定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研究室助审员 郭庆栋 【裁判要旨】一、侵害行为从概率论和统计学上是具有提高损害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即可认定该行为具有相当性,因果关系成立;二、赔偿比例的确定应当综合原因力大小、过错程度以及司法政策上利益平衡等因素;三、校园责任中过错的认定可以从其是否尽了法定义务、是否对侵权行为的发生以及损害结果的出现能预见及应当预见加以判断;四、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应当综合侵害人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方式、场合和范围、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陈甲系夫妻关系。被告郑某、刘某系母子关系。两原告之子陈乙,与被告刘某曾为同班同学,两人均就读于被告丙市丁区第二中学的初三(3)班。2007年5月24日下午课前,刘某抓到一只虫子用它吓唬捉弄陈乙,双方发生争执,刘某打了陈的鼻、嘴部位一拳并致陈鼻、唇出血,被送往校医务室止血。此后数日,陈乙仍正常上学。2007年5月31日至同年6月10日,陈乙在丙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骨髓异常细胞待查、慢性扁桃体炎”,该院建议到外院进一步诊治。2007年6月12日至同年7月10日,陈乙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后陈又在丙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五次,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住院治疗六次。2008年8月16日,陈乙因医治无效死亡。陈在2004年初,曾被上海市儿童医院诊断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MDS)。但原告方未向校方告知此事。审理中,丁区法院接受原告的申请,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陈乙被打伤与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该中心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陈乙原患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MDS),受机械性外力打击后,由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MDS)转化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直接因果关系缺乏证据;但陈乙骨髓中原有功能正常的血细胞减少,受机械性外力打击后存在易出血和易感染的客观征象,故机械性外力与病情加速发展之间间接因果关系难以排除,参与度为5—10%”。另查明:陈乙治疗期间共花去住院医疗费、门诊医疗费、购买营养品费用、住宿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计3399128.91元。原告已就前述住院医疗费,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丙市分公司申请理赔,获得赔付款162150.72元。 2008年9月3日,张某、陈甲以“被告刘某殴打陈乙持续发热,转化成‘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直至死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被告丙市丁区第二中学未尽到教育、管理、保护义务,应当承担补充责任。”等为由,向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刘某、郑某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356460.59元,被告丙市丁区第二中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被告刘某、郑某辩称:原告诉称陈乙遭殴打致鼻嘴出血,持续发热,转化成“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缺乏科学依据。 被告丙市丁区第二中学辩称:本校已按国家规定要求,完成了相应的安全教育内容。在教育、教学管理中,已尽到相应的职责,不存在过错。 【审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刘某拳击陈乙鼻、嘴部位,致陈乙鼻、唇出血,其行为违法,有过错。鉴定意见认为,刘某殴打行为与陈乙患“机型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直至死亡之间虽然无直接因果关系,但间接因果关系难以排除。这就表明,被告刘某的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相当因果关系,并可进一步认定,两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相当因果关系。但是,相当因果关系下的民事责任承担程度,有别于直接因果关系。就本案而言,鉴定结论认为,机械性外力对病情加速发展的参与度为5—10%,表明机械性外力是引起病情加速发展的原因力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因此,根据因果关系的关联程度,被告郑某的赔偿额度宜酌情确定为约30%。另,原告未能证明被告丙市丁区第二中学校方对学生的思想道德、遵纪守法、安全注意方面有未尽到教育义务之处。且该事故发生在课前,教师未在场应属正常,并非管理不到位。事后校方也采取了救护措施,而对于陈的特殊体质,学校不知情,对损害后果无法预见,故校方不存在过错。据此判决:一、被告郑某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张某、陈甲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宿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0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张某、陈甲与刘某、郑某均不服,提起上诉。 张某、陈甲上诉称:1.原审法院酌情确定郑某方赔偿比例为30%不合理;2.原审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低;3.原审对误工费、通讯费不予支持不正确;4.原审判决丙市丁区第二中学不承担民事责任不合理,因为学校存在管理疏忽的过错。 郑某方针对张某方辩称:原审判决答辩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刘某的侵权行为与陈乙生命期的缩短没有因果关系。 丙市丁区第二中学针对张某方辩称:事故发生在课前,当时没有老师在教室合乎情理。 刘某、郑某上诉称:1.机械性外力打击与陈乙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即使外力是病情加速的原因之一,按照鉴定结论确定的参与度为5-10%,其也只承担因病情加速而发生的额外费用的5-10%。2.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既没有参照鉴定结论中的参与度,也没有依据判决中确定的责任比例来处理,不合理。3.张某方已获保险公司理赔16万元医疗费,应予扣除。 张某方针对郑某方辩称:MDS是骨髓异常增生综合症,其转化为白血病的概率为30-60%。陈乙正处于发育期,痊愈的可能性很大。刘某的侵权行为与陈乙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参与度与责任比例是两个概念,原审法院是结合参与度与双方过错来考虑赔偿比例的,原审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低。 丙市丁区第二中学针对郑某方辩称:学校已尽到职责范围内的安全注意义务和管理保护义务,不应承担责任。 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7年5月24日事件发生时,陈乙与刘某系丙市丁区第二中学初一(3)班学生,而非原审认定的初三年级学生。除上述事实外,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丙市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刘某的侵权行为与陈乙因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一定因果关系;2.关于责任比例的确定;3.学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4.关于赔偿金额问题。 1.从鉴定意见的文义分析,其并没有对是否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做出肯定性的结论,而是阐明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根据经验法则,可以确定张某一方已经完成了对刘某的侵权行为与陈乙病情加速发展之间间接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明。现刘方对因果关系提出否定性意见,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可认定刘某实施的侵权行为与陈乙病情加速发展之间间接因果关系成立。2.现鉴定意见并没有对机械性外力与陈乙病情加速发展之间间接因果关系做出否定性的结论,因此,鉴定人员根据所掌握的专业性知识,作出本案中的机械性外力对病情发展的参与度可作为法院裁判的一定依据。有关刘某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本院将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予以确定。3.事故发生在课前,学校无须指派教师对学生直接进行监督,对事故发生学校并无过错。4.关于赔偿金额问题。①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依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因素确定,综合本案案情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并无不当。②张某因照顾儿子看病,误工事实存在,但其并未提供收入因此减少的具体证据;通讯费并不属人身损害赔偿范围。故原审对该两笔费用不予认定正确。③张某方获得保险理赔,系其因保险合同获得的利益,并不能成为减轻侵权方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郑某一方所提该点异议,亦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刘某故意击打同学陈乙,造成陈乙身体受到一定伤害,应依法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由于上诉人刘某实施侵权行为时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监护人郑某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上诉人刘某实施的侵权行为对陈乙原有病情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故原审酌情判令其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法律适用正确。但在专业人员已就机械外力对病情影响的参与度作出判断的情况下,原审对此仅以不是唯一原因而改变关联程度不当。据此判决:一、维持丙市丁区人民法院(2008)丁民一初字第14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丙市丁区人民法院(2008)丁民一初字第14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郑某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某、陈甲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宿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88452.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118452.3元。 【评析】 本案是一起多因现象(即侵害人的外力打击及受害人特殊体质等因素)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因此,本案涉及多因一果现象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各事件对结果发生原因力大小的认定、赔偿责任比例的确定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计算。而该人身损害行为发生在校园,校园责任是否存在的认定也加大了本案的审理难度。 一、刘某的侵权行为与陈乙因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无论是三要件说还是四要件说,侵权责任构成都离不开因果关系的判定。而因果关系问题历来都是侵权责任法最受关注的焦点,不仅是学者研究的热点更是法律实务中的难点。因果关系理论,有早期大陆法系的“一元”理论的“条件说”和“原因说”。随着法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一元”因果关系理论现在基本弃置不用,取而代之的是“二元”理论,如英美法学“双层次”因果关系理论(即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和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法规目的说”。 本文对因果关系评析采学界和实务界通说,即“相当因果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由“一元”理论中的“条件说”发展而来的,是因果关系主观化发展的结果。它的适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审查其条件上的因果关系,事件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即纯粹的客观认定;第二阶段是认定其条件的相当性,即事件从总体上以明显的方式提高了案中结果出现的客观可能性,可能性的判断不仅涉及概率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同时也加入了裁判者主观判断(从一个理性的观察者通过经验法则运用的角度)。 具体到本案中,要判定刘某的侵权行为与陈乙因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关键就是要认定刘某伤害行为与陈乙因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死亡之间是否具有相当性,即该行为从概率论和统计学上是否有提高这种损害结果出现的可能性。鉴定结论虽然认为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同时认为“机械性外力与病情之间加速发展之间间接因果关系难以排除,参与度5-10%”,这一表述也从侧面表明了刘某的侵权行为增加了陈乙因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死亡的可能性。因此,刘某伤害行为与陈乙因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死亡之间是具有相当性。 另外正如二审中所认定的,从医学理论分析,刘某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陈乙身体出血、感染以及受惊吓刺激后的应激反应,可对陈乙原有病情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刘某实施的是故意损害他人健康的侵权行为,而陈乙又是骨髓异常增生综合症(一种严重的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患者被外力打击后对其原有疾病或多或少存在影响。根据经验法则,可以确定张某一方已经完成了对刘某的侵权行为与陈乙病情加速发展之间具有相当性。 因此,一二审对刘某的侵权行为与陈乙因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判定是正确的。 二、刘某方承担赔偿责任比例认定问题 本案中受害人陈乙死亡结果的出现是由于其自身特殊体质及刘某的机械外力打击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属于多因一果的侵权行为。在多因现象中关于赔偿责任份额的分担,有单一的“过错比较说”、单一的“原因力比较说”及“过错和原因力综合比较说”,其中“过错和原因力综合比较说”已成为比较法及我国司法实务的通行做法。 因此,在判定责任承担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过错,而且行为对结果的原因力也必须予以综合考虑。 而本案又属于多因现象中较特殊的情形,损害结果的出现是由于刘某的侵权行为和非人力因素结合而造成的(即被害人陈乙的特殊体质)。在这类侵权行为中,加害人的行为和受害人特殊体质都构成损害发生的原因,均具有法律原因力。在这种情形下,各国通行的做法是行为人必须对被害人特殊体质造成的所有损害负赔偿责任,即所谓的“蛋壳脑袋规则”。但我国司法实践认为加害人只对其行为的原因力所及的损害负责,受害人的特殊体质造成的损害应当由受害人自己负责。 当然在原因力的量化方面,在没有其他法定性依据的情况下,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损伤参与度”进行量化处理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本案中,鉴定结论确定的参与度为5-10%,则可以据此认定刘某侵权行为对陈乙因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死亡的原因力为5-10%。 而正如上述分析,赔偿责任比例的确定不仅仅是依据原因力,还必须综合考虑侵权人之过错,且必须基于司法政策上利益平衡的考量等多种社会因素。因此,本案一审根据原因力、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司法效果及社会效果的综合考量,酌情确定由刘某30%的赔偿责任,是无可厚非的。二审没有完全采纳被告方提出根据“参与度”确定赔偿责任比例的抗辩理由,且未给出一个明确的比例,而是综合整个案件情况酌情予以确定,可以说也是出于司法政策上利益平衡之考量,自有其合理之处,而且能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丙市丁区第二中学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可知学校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丙市丁区第二中学过错的有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判断: 第一,学校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保护义务,是否建立起完善的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管理制度以防止危害学生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正如一审中所述,原告方未能证明校方对学生的思想道德、遵纪守法、安全注意方面有未尽到教育义务之处。且该行为发生在下午课前时间没有老师在场,不应认定学校管理不到位,否则似有苛求之嫌。另外,事发后校方及时对陈乙采取了相应的救护措施,并与家长进行联系。因此,丙市丁区第二中学已经尽了相应的法定义务,不存在不作为之过错。 第二,对于学校过错的认定应当适用“可预见性”标准。当然“可预见性”范围既包括对侵权行为的发生的可预见性也包括对损害后果的可预见性。如前所述刘某侵权行为发生在下午课前时间,不能过多地苛求校方延伸其管理义务,因此该侵害行为的发生并不要求校方加以预见。退一步讲,即使要求校方对该课前侵权行为加以预见,校方对于陈乙因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死亡结果是无法预见的,因为此前原告方并未将陈乙的特殊体质告诉校方。因此,丙市丁区第二中学无法预见也不应当苛求其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出现,故不存在不作为的过错。 因此,一二审认为丙市丁区第二中学无需承担责任的判定是正确。 四、关于赔偿金额问题 关于误工费、通讯费及获得的保险理赔款是否应在赔偿责任中应予扣除等问题,一二审合议庭及审委会讨论中并不存在争议,也并非审判实务中的疑难问题,故本文不予评析,本部分主要讨论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 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虽然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迄今为止,我国审判实务中还没有找到一个普遍认可的、可供遵循的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方法。因此,精神损害赔偿金向来都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在比较法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依靠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对精神损害数额加以确定,不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也不限定最高赔偿金额,而是由法院考虑案件的全部有关因素和情节,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酌定,一揽子提出一个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力图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予以标准化和定额化,但也仅仅是在一些特殊类型案件中适用。而大多数案件中还是由根据概算法,即考虑各种因素后一揽子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总额,而不对精神损害的各种情况分门别类、不列出精神损害的各个项目。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在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上,都充分地体现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笔者认为在精神损害赔偿金计算上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赔偿标准的情况下,应当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并运用概算法加以确定。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并且也是由精神损害无形性、因果关系的间接性、损害额的不可估量性等特点决定的。具体到本案中,一审中综合侵害人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方式、场合和范围、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情总体确定3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该做法即是合理的也是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因此也得到了二审的认可。 (编辑:舒秋膂) 报:省高院、市中院 送:本院领导 发:院属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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